现在人们很认可一种理念，innerpeace，追寻内心的富足自在，不与别人比较，不被世俗绑架。但是这种豁达的理念，在那个年代的农村，几乎是不存在的。大家都穷得吃不饱饭，天天扛着锄头劳作时，也就有闲心比比谁家有儿子；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农村，慢慢开始有人先富了起来，家家户户开始铆着劲比谁家有钱、谁家孩子有出息。
我爸妈心里也铆着一股劲，他们把希望放在孩子学业上，把劲头放在挣钱上：虽然我们没儿子，但是我们努力挣钱，让我们的女儿个个都考上大学，让她们比别人家儿子还强。我爸村官丢了以后，开始专职养鱼，那时我不到四岁，还能依稀记得，后院人来人往，大人一趟一趟地搬着大桶，里面装着活蹦乱跳的小鱼苗，一桶桶鱼苗像下雨一样被倒进后院池塘里，我在一旁看热闹，开心得跑来跑去。到了冬天，几台抽水机架在河面，把池塘的水抽得七七八八，露出黑乎乎的泥巴，白花花的大鱼就甩着尾巴在泥巴上跳来跳去......
能干的人，干啥都能干，我爸喂鱼也是一把好手，风风火火的，就把我们家变成了村里头一批万元户。那时我大姐已经率先展露出读书天赋，数学比赛、作文比赛，都有她的身影。二姐成绩也不错，三姐和我虽然没读书，但胜在活泼可爱。家里的日子特别有奔头。
那会村里也特别热闹，这么小的一个村子，就有自己的大戏院，我脑海里还有跟着姐姐去戏院看马戏表演，从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堆挤进去，被马戏演员嘴里喷出来的火震惊到的记忆。
后来，村里的大人陆陆续续外出打工，留在村里的人开始变少，我家养鱼的收入也慢慢减少。有人约我爸一起去深圳喂鱼，那时候的深圳真是创业者的天堂，可惜深圳实在是太远了，我爸舍不下一家老小。听说那个跑去深圳喂鱼的同乡确实发家了，这成了我爸心上的遗憾之一。
深圳太远，但是眼看着留在家喂鱼没什么出路，我爸决定去省会武汉碰一碰运气，结果出师不利，他只是站在人群里看了会热闹，身上带的钱就被偷光了。我爸灰头土脸地回到家，大晚上蹲在路边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这么好强的人，这种事，说都说不出口。家里又开始笼罩着愁云惨雾。
我爸妈手上富余的时候，是比较慷慨的，有亲戚来借钱，多多少少都会借。一个远房表姐向他们借了几千块，在那个时候不算小数目，我爸妈一直抹不开面去要，这时候就想着把钱要回来。那个表姐在汉正街做服装批发，是个天生的商人，她提出的建议非常诱人：“我把门面分你们一半，带你们去汉正街做生意，这个钱就当是门面租金了吧。”对于正在找出路的人来说，这是给沙漠里的人送了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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