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他俩的保证，我很是满意，心定多了。队伍绝非一个人就能带好的，需要有帮手，目下他俩是我的好帮手。
当然，小队其他队员也都有自己的感觉。像是曹迪，一个城市兵，继续当兵，还要打仗，对他来说挺亏的。可他是一个有主见、有思想的战士，和谭军一样的岁数，对能在部队继续服役没有顾虑，觉得会是自己人生的一个机会。用他的话说：“继续留在部队，我还不用回家求爷爷告奶奶地找工作了。”
我对曹迪十分欣赏，看中的是他打仗时的灵性，故对他说：“我们一起好好打仗，不离不弃。”然后我们击掌为盟，眼里满是生死弟兄的信赖。我心里希望他也和谭军那样有提干的希望，但这由不得我的意愿。
大汝、大伍、大戴和郭章都是农村出来的战士，尽管重回部队是到了战场，和我打了这么久的仗，已经习惯了战斗生活，一时半会儿不复员，对他们来说无所谓。他们这样的心态很好，让我满意。他四人的战斗力很强，我很信任他们，也能把自己的后背交给他们。与郭章私下聊的时候，他也有提干的祈望。
吕丰作为一个现役军人，留在部队还有他的前途。他是个高中毕业生入伍的，虽然是乡镇兵，他也希望通过战斗中的表现达到进军校深造的目的，成为军官，长期留队，是他入伍后的选择。所以，参加这样的特训，对他来说全无心理压力，踏踏实实地掌握特种兵的作战技能是他当前唯一考虑做好的事情。
刚批准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蒙自，我没和他谈这些，就是督促他努力掌握特种兵作战技能。他的文化不高，有些技术掌握起来比较吃力，我都认真地帮他、带他、陪他，像兄弟一般。实在的蒙自也把我这个队长当成了兄长，对我十分信任，也十分服从。
我们都有个基本的判断，小队会保留，我们也会留在部队。但上级具体如何安排我们就想不出来了，从目前的状况看应该不会编到特战大队，估计我们还是会回到独立大队，会在缅甸驻扎和活动。
可是我们学的东西远远超出一个护卫大队特种兵执行任务的范围，哪还会回到大队呢？我表示了怀疑。显然我的怀疑被陈副大队长所了解，从他的话里我听得出他认可我的怀疑，但他什么也没表示，只是要求我们好好练，争取承担更艰巨的战斗任务。
“你们小队厉害啊，军区首长知道你们、大军区首长知道你们，甚至更高的首长也知道你们。听了我说的，你们可不要骄傲，我是让你们几个小子继续努力，掌握的东西配得上你们所获得的重视。”
有了陈彦恒同志这样一番话，我对训练结束后上级的安排更为期待了。
很让我们想不到的是，军区政治部的军官到训练场来给我们定级。几个预备役转现役的同志都是按照档案记载的士兵军衔重回部队的。这一次上级告诉我们：将按照你们原有军衔和你们的表现确认新的军衔和级别。这无疑是对我们小队成员的一种肯定，甚至是某种奖励。
评定的结果：我被确定为中尉正连级指挥军官路毕邦、谭军为少尉正排级军官，郭章为第二年待遇的二级士官，曹迪、汝明礼、伍磐固、戴精国为二级士官，吕丰为第二年待遇的一级士官，蒙自为一级士官并把曹迪、吕丰列入预提军官名单。
在部队，评为士官，是走上职业军人的第一步，显然得知自己的士官军衔后，郭章、曹迪、大汝、大伍、大戴都明白自己被留队是板上钉钉的结果。
我对从技术参谋转为指挥军官感到比较满意，至于从副连升任正连并不在乎，我知道特种兵的级别高，但带的兵少，不会让我带百十口人的一个正规步兵连的。
不过按照新的军衔和职务，我们的薪金都大涨了一块，农村出身的士官对此也比较满意，可以更多地支持家里生活。可他们忘了自己可不比内地的士官，是打仗的士官，提着脑袋当兵的士官。
尽管大家有了新的军衔，可那是记在档案上的，而我们穿的迷彩服是不佩戴军衔标志的，大家只是心里高兴罢了，平常根本看不到谁是什么军衔，谁是军官谁是士官，一切都按照在缅甸的规矩来，亦如兄弟一般。
到了特训后期，特战大队的野战军医专门为我们开办讲座，普及野战伤员抢救和护理知识、技能。大家都是见过血的，经历过身边战友负伤牺牲，所以对于救命的技能，每个人都是认真学习，努力理解，反复操作，勤于掌握，尽量获取卫生员的资格。
特战大队的军医对我格外照顾，还带我到军医院参加手术，手把手地教我野战手术的开刀、止血、缝合技术，就是快、准的手法。重要的是教我用手探查胸腹腔隐瞒出血点的那份感知和判断，对在战场挽救伤员的生命格外重要。自从到训练场后他就一直教我和指导我的练习，结束时他认为我能有把握做基本的战伤手术和处理不同感染程度的伤口。
我们不知道要对我们训练多久，但在训练时段安排的政治学习多了后，我们感觉特训即将结束，结束后会怎样，我们很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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