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收复燕京以来，粮食问题一直困扰着燕山府。由于战乱与旱灾，燕山地区粮食不能自给。无论是官府还是驻军，所需粮食给养，都须依靠朝廷来解决。可以说，收复燕京，只给宋徽宗带来一段短暂的精神上的喜悦，他很快就感受到，自己背上了一个沉重包袱。
从宣和六年六月开始，宋徽宗多次下诏，要求从京东路以及两河地区调取粮食，运往燕京从全国各地征收钱财，支援燕京。
京东路与两河转运司官员们，将朝廷下达的运输粮食数额，分摊到各地老百姓头上。由于缺乏运输力量，各路转运司官员还特别要求，百姓必须将粮食直接运送到燕京缴纳。
为了运送一石粮食，沿途运费要花上十几石，甚至二十几石粮食，这给老百姓带来了极大的困扰，甚至灾难。再加上连续两年，河北京东等路灾荒严重，许多地方，“民食榆皮野菜不给，至自相食”。于是，在河北山东等地，相继爆发了多起抗捐风暴，或农民暴动事件。少者几百人，多者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此起而彼伏。影响比较大的有：山东的张万仙，人数达十万山东的张迪，人数五万多河北的高托山，号称有三十万人其他两三万者，不可胜数。
面对日益蔓延的北方民变形势，宋徽宗主要采取了两手政策：一手是下诏安抚，另一手便是武力镇压。
这年正月，宋徽宗派遣朝散大夫李遵和奉议郎朱定国，手持他亲书的御笔手诏，到河北路和京东路，抚谕盗贼以及唐邓汝颍等地的流民，并采取各种优待政策。
宋徽宗在手诏中说：
“告谕河北河东盗贼唐邓汝颍流移人户：方春田桑，宜使复业。言念良民，皆吾赤子。比缘用非其人，政失厥中。不能抚御安集，使沚寒流离，扶老携幼，动以万计。转而为盗，非其本心。为之恻然，其赦厥罪，仍放宣和六年未纳税租。监司州县，奉行毋忽。”
不久，宋徽宗又派遣七十七岁的老臣洪中孚为宣谕使，前往河北京东等路，抚谕盗贼与流民。宋徽宗在诏令中允许洪中孚根据实际情况，实行招降政策。
洪中孚急于求成，未经深思，便向各地宣告招降政策：凡是投降者，百姓可免除当年赋役军士可恢复军籍，自愿削去兵籍者，也听其自便。
政策发布后，一些乡党子弟于是钻政策空子。他们诡称自己是盗贼，以求免税。还有一些过去在部队上犯过错误，被开除军籍者，也声称自己为盗贼，以求恢复军籍。
大名府尹徐处仁听说这些情况后，急忙上奏，极言政策之弊。宋徽宗于是免去洪中孚职务，令其回京任宫观使。
在派出官员进行安抚的同时，宋徽宗还密令内侍梁方平，带军前去征讨。梁方平率领杨惟忠刘光世辛兴宗等将领，前去围剿张万仙高托山与张迪。不久，张万仙被京东转运副使李孝昌招降。高托山率众转战于河北，以及京东路的青州密州沂州徐州一带，被杨惟中和辛兴宗联军击败，高托山投降。张迪在围攻浚州今河南浚县时，被刘光世击溃，张迪战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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