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我的童年,是那个在沙滩上用手指画字的孩子,就像人类文字形成的初始,先人用小木棍小石子在壁上划着,或用青铜在石头上刻着他所看到和想到的那些图画似的标记。退潮后的一大片沙滩成了我的创作园地,我就蹲在那里画着。这像是记忆又像是个重复出现的梦境。前后左右,画的都是我心中的字。这是独属于我的字,别人看不懂,便说它们不是字。有钱人家的孩子三四岁就开始吟诗作对,而我五六岁跟着姐姐上山搂草、拣粪,下田捡漏儿、拾麦穗、拔麦子、栽地瓜;春天刨地,秋天背庄稼,夏天赶海儿。姐姐也教我用麦秸编草帽辫儿和小动物,三股,四股,甚至八股,编出各种图案;用玉米皮和蒲草编坐墩、扇子,用花草制作染料,染上红绿黄各种颜色,煞是好看。偶尔,她也陪我玩过家家,抓石子,踢毽子,打懒儿。后来看电视,才知道打懒儿在老北京叫打尜尜。四五厘米长的粗木棍,下半截削成尖的,在尖端打进一个钢珠,上端平面可以贴上彩纸或画上彩圈,这就是尜尜。做一根鞭子,鞭绳绕在尜尜上端,左手拿着尜尜,右手用力拉鞭杆,同时把尜尜放在地上,它就旋转起来,隔一会儿用鞭子抽一下尜尜给它加速,不让它偷懒儿停下来。谁让它旋转的时间长,谁就是赢家。我可是打懒儿的高手。但姐姐没有教我识字。我心里的字,塬,橡树,风,日头……不管怎么变化,我都知道是它。但别人认得的字我不认识。别人能上学我却不能。
我和姐姐一起到海边赶海摸蛤儿。
姐姐比我大十岁,我是她的小跟屁虫。我跟姐姐去塬上掰玉米,掰完一条垄,把棒子堆在地头。你在这儿看着,姐姐说。等她掰第二条垄回来时,看见我躺在棒子堆上睡着了,叫也叫不醒,只好背着棒子,抱着我回家。端午节,姐姐和村里的姑娘们去东河里洗澡,我也闹着跟去,那年六岁。你在岸上看衣服,她吩咐我。她们自顾自地下水里嬉戏去了。我守着衣服,脚不知不觉移动到水边,一滑,掉到河里了。姐姐一把揪住我的头发拖上岸来。你揪得我好疼啊!我大声抗议着用双手捶打她。姐姐没理,脱光我的衣服,拧干,摊在灌木丛上晒。有一年母亲节,母亲已经去世了,我想母亲,就给姐姐打电话,说起了这些事。电话那边的姐姐说:那些事,你都还记得呀。
孙家滩到西海有一里多地,上百米泥滩上都是人工围成的一个个方池子,里边灌满海水晒盐,晒成的盐用木杷推成盐堆。我挎着小竹篓,挽起裤脚,迈着小碎步跟着姐姐。退潮后的沙滩上会有一些小洞,掏下去就是一个蛤儿。不时有小洞冒水泡,用手指一抠,是个小沙蟹。开始涨潮时,海浪会把沙中的蛤儿卷上来,走在浅水的沙滩上,不时有东西硌脚,伸手到沙里摸,手指触到比沙子大的,挖出来就是蛤儿。有时一把还能摸到两三个呢。摸着蛤儿都忘了时间,海潮涨得好快,人们都往岸上跑,我个子小,跑不快,眼看潮水没过我的小腿,我吓得哭叫:姐姐!姐姐!她回转身,一把抄起我扛在肩上跑离大海。海水**着沙滩,抚平我们的小脚印。我在沙滩上画字给姐姐看,海水来了抹去一些,我往后退退,又画一些,直到海水掩没了沙滩,才无奈地站立起来。涌动的海水红缎子一般铺到正落下的太阳跟前,那是海天最辉煌的景致,是太阳落幕前铺设在海面上的道,跃动的金色曜晃着迷一般诱人的光彩,我好想踏着红缎子从上面走过去,找回那些被海水带走的字。
姐姐要去集市上卖蛤儿。我跟你去,我恳求姐姐。今儿不行,我赶时间。她干脆地拒绝了。我要闹。母亲坐在门口掰棒棒儿,说:艾子不去,我讲故事给你听。母亲高鼻凹眼,和照片上的姥姥一个样,长得像外国人。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播过,在山东的长岛发现了六千五百年前古人类遗骨,基因检测,有的基因片段和欧洲高加索人相同。母亲曾经说过,威海有高加索人。说不定我的先人是高加索人。也许几千年前山东半岛和欧洲大陆是连在一起的,高加索人那时来到中国山东。母亲有一套制作饽饽的五福、莲子木模,后来从威海带到北京,一年中只有过小年时她才拿出来用。先发面,然后揉面,我喜欢在一旁看母亲神情专注地揉呀揉,肩膀、手臂和手腕很有节奏地运动。终于可以扣模了。我帮着扣模,莲蓬形的,蝙蝠形的,梅花形的,满满一盘,再给每一个饽饽点上艳艳的红点儿。整个制作过程都是一种美的享受,但最享受的是在母亲笑盈盈地端出腾着蒸气与麦香的饽饽时,我迫不及待地伸手抓上一个。六岁那年端午节,除了煮红蛋,门上挂五枝艾草,母亲还给我做了一件银红花色的小袄。这是我记忆中的第一件新衣,所以节日前一晚定要穿着睡。朦胧中,似乎听到母亲和姐姐低低的说话声,隐隐的笑,惺忪睡眼看灯光下摇动的暗影。仿佛是在梦里,一道道彩虹环绕着我翩翩起舞,后来变作五色丝线系在我的手腕上,我心里甜甜的,迷迷糊糊地又睡着了。第二天起来还记得梦里的彩虹,抬手看,手腕上真的系着五色丝线呢。我快活地跑去找姐姐,举起戴着五色丝线的手腕给姐姐看:姐姐,你看,这是彩虹变作的五色丝线。姐姐大笑。母亲也在一旁乐。母亲平日里沉默寡言却极擅长讲故事,她讲的都是发生在身边的故事。我最爱听母亲讲故事,急忙搬张小板凳挨着母亲坐下。
日本军进占威海卫那年,你姐四岁,还没有你呢。咱们家在谷家疃北山坡上,还记得吗?山下边有个山口子。鬼子就在那道边修了半人多高的掩体,派兵昼夜把守。过往山口的,不时有人被刺刀拦住,鬼子掉过枪把乱杵一通,若稍有反抗,便被怀疑是游击队,当即刺死。
你乡下表姨生了个娃,第二天,你姨夫进城向他岳母报喜,也许是他满脸的喜气让鬼子犯了疑,硬说他是游击队,你姨夫比手划脚说的鬼子没听懂,被一刀刺在胸上,他张的口还没闭上眨眼就撒手了,鬼子蹬了一脚,他才倒下去。你表姨得信儿,下身血流不止,也死了。
母亲掰棒棒儿的手一直没有停。我害怕地靠近母亲,侧过头瞧着她的脸。她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鬼子岗哨经常丢,都是游击队整的。掩体改成水泥地堡还是丢,后来又加了双岗,两个鬼子还不敢呆在地堡里,打杀的事这才少了。咱们家门口种着棵老梨树,那时常有老人在树荫底下下棋。有时,鬼子凑到下棋老人背后,老人们不动声色,三下五除二结束战局,抄起小板凳,散了。你冬姥爷的腿是甲午海战时被日本鬼子打的,连日本小鬼子带汉奸他骂了几十年,恨得牙齿咬得嘎嘎响。我和邻居几个姨就坐在梨树下做针线说话儿,你姐蹲在一边玩抓子儿。鬼子脸上堆着笑凑过来想搭讪几句,女人们便低头飞针走线,不再言语。你姐胆儿大,瞪眼瞅一阵枪刺,接着玩。我瞪大眼睛,听得入神,对姐姐佩服得很。
一天,我领着你姐从山下姥娘家回来。一个年轻的鬼子哨兵挡住门,从军装里掏出个扁盒子打开,里面是红红绿绿的糖块。他把盒子递到你姐面前,你姐躲到我身后。他拿了块糖自己吃了,又要去拉你姐的手。我赶紧搂过你姐挤进门里,那时你爹已经病了在屋里躺着。
我听得心都纠在一起了,紧张地盯着母亲。
晚饭后,我在灶间拾掇,忽然听有敲门声,停停又敲。我不敢开门,进里屋看着你爹。敲门声急躁起来,你爹示意我开门。是那个年轻鬼子,他挑开门帘跨进里屋,一股冷风几乎扑灭炕桌上的油灯。他握着枪视屋一周,看着你哥和姐睡着的炕铺,我赶紧站在他们的炕前挡住他的视线。他最后盯住躺在炕上的你爹。你爹沉着地从枕边摸出个药瓶递过去,他看了又看,还给你爹,随后脱下大衣,从大衣兜里摸出一粒钮扣在脱落处比了比。你爹示意让我接过来,我不动。你爹就自己挣扎着坐起,边戴眼镜边对我说:拿针线来。那鬼子突然用中文说:你躺着,我会的。他从我手里接过针线笸箩,在咱们家那幽暗灯光下,在笸箩里翻拣适用的线,然后穿针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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