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在威海那边

我一直盯着那鬼子的手，他的针线在扣眼间穿行，动作利索，轻巧。他缝好停住针，打了个结，像是自言自语地低声说：我是个裁缝，父母只有我一个，我还没娶媳妇。说着抬起头瞧一眼我和你爹，眼睛就怔怔地盯住了灯火，眼里似乎还有泪光闪动，好一会儿才接着说：出发的时候，母亲哭得昏倒了。我怕再见不到父母啦。他的声音嘶哑，咧着嘴像个忍不住痛的孩子，不知是哭还是笑。来中国四年了。在东北冻烂了脚。我不愿打中国人，可是子弹打不完，官长会杀掉我们。官长派我们给中国孩子糖，中国孩子统统不要。我和你爹像北山上的石雕像，不动也不说话。他自己哽了好一阵，然后从针线笸箩里取出小剪刀剪断线，穿好大衣背上枪，犹豫了一下，又解开大衣扣子，从军服上兜里掏出一个白色的纸包，小心打开，抻出一条红色的丝带。他探身把丝带横放在熟睡的你姐枕头上，轻声说：我想要一个这样的女孩，我喜欢她。说着伸手想去摸你姐的脸。我赶忙侧身坐到炕沿上，挡住了他的手，顺势拈起丝带放在他手里。他怔怔地看看我没有说话。最后收好纸包，低头跨出门槛。从此，再也没看见这个鬼子。

转年梨花开时，传说鬼子要跑了，也有说是往昆嵛山扫荡。一天小雨乍晴，我推门，忽见梨花中开了一簇红花，近前细瞅，是朵红绸花。我轻轻一拉，两端脱结垂了下来，竟是那条红丝带。那一阵子，那条红丝带就一直挂在树上，山风吹拂，红丝带在梨花间飘绕。几场梨花雨，红丝带褪成了梨花色，最后被日夜疯长的梨树叶子淹没了。

母亲讲故事的话语声犹在耳畔。记得母亲讲过的许多故事，有些是小时候在威海那边听到的，更多的是我生病后与母亲朝夕相处的十七年里母亲陆陆续续说的。但母亲不提父亲，即便我问起，母亲也不作回答。我对父亲只有一些零散的记忆。一年腊月，天蒙蒙亮，母亲上河洗衣。用棒槌砸个冰洞，她说水是暖的。洗好一件就晒在丛树上，待全部洗好后再将衣服收进篮子里提回来。那次母亲进屋时很兴奋，脸红红的，话也说得特别多。她张开手掌给父亲看：我收拾衣服时忽见雪地上有个黑点儿在动，捡在掌心细瞅，是一只苍蝇呢。你瞧，苍蝇也进化了，腿上长了黑毛毛，难怪它能过冬了。那年冬天下了好大的雪，早晨推不开门，母亲和姐姐使劲推搡门，只推开了一点儿缝。父亲说，铲子伸到外边挖。母亲和姐姐一边挖一边推，终于挤出人。她们又往邻居家帮助挖，邻居出来后也往另一家邻居开路。我可高兴了，在雪地打滚，在大家的脚边钻来钻去。大伙儿说说笑笑，头上冒着热气，全不顾风雪交加。

记得在谷家疃，我们住的是北山上一幢面海的小石头房子，离海边不到百米。北山就像母亲瘦弱的臂膀环抱着海湾，北山坡就像母亲青筋毕露的手背。大约三岁时的一天，我站在父亲躺着的炕上玩一个大鹅卵石。它是灰色的，像父亲的拳头那么大，有一道细细的裂缝，似乎可以打开。里边会有什么呢？我很好奇。抠呀，掰呀，倒腾了不知多长时间就是打不开。我愤怒了，往炕边铁窗棂上砸。砸了几下，忽然见到窗外邻人家屋顶上有一道亮光，比窗旁的梨花更白。我抱着鹅卵石扶着铁窗棂爬上窗台，啊，层层屋顶的上边，一片刺眼的亮光，像打碎的镜子挂在天边。一只白色的帆船，像被镜子碎片刺住了一动不动。船的前面有一个蓝色的小岛，像天空中张开的手掌，准备接住那只小船。是大海。与我后来和姐姐一起踏入的海完全不同，它令我惶惑得有些晕眩。眼睛被亮光刺得想哭，却深深被吸引，紧紧盯着那无数一闪一闪的光点和那只依然不动的小船。小船，你走呀，使劲儿走呀！我抓住铁棂的手替它使劲儿。这时才发现自己已经站在铁棂外面的窗台上了。哦，怪不得离大海这么近了！可小船儿呢？它看似很远呀。它是要去那小岛吗？怎么总也走不到呀。别掉下来！别掉下来！父亲的声音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很长时间，记忆中父亲的影像总是模糊的，我看不清他的脸和他的身子。我非常专注地想要忆起父亲，却只看到一张五官模糊的泛白的脸。想起父亲，隐约地心里一阵躁动，心中父亲的影像与恋人的影像重叠在一起。想着恋人的时候，眼里浮现的是父亲，那张永远也不能靠近的不清晰的影像。小船还没有被大手接住，我也无论如何钻不进铁棂。先把头钻进来，父亲说。果然，头钻进去后身子也进来了。有一年二哥回威海后来看我，说改革开放后威海变化很大，很多地方都认不出了。我问，那个岛子有没有开发呀？应当是很好的旅游资源。你说的是刘公岛？不是，我是说从我们北山家就能看到的那个小岛子。二哥一脸纳闷，哪里有什么小岛子？！老四，你是做梦吧。我愣住了，谷家疃留给我的记忆，就是远远望去的那片海和海上的那个蓝色小岛。小岛与父亲的记忆联系在一起，如果小岛子只是梦，那么这一段的记忆也是梦？父亲在我的记忆中似乎被剪掉了，就像电影公演前被剪掉的不适合放映的内容。我的生命中，那被剪去的是什么？为什么被剪辑？这是令我非常纠结的事。

后来从群昭表哥寄来他写的家谱和哥哥姐姐平时的叙述中，我对家史才有了一点脉络。

我的家乡威海卫，就是现在的威海市。威海卫这个名字始于1398年，明朝防倭寇侵扰设驻兵守卫，为威震海疆取名威海卫。祖上应当只是那个滨海小村的渔民，或许也曾参加过抗倭，但已无从考据。祖父是孙家滩的乡绅，有几块薄地，能供父亲到北京读书。父亲孙初逢，字路明，号佐临，生于1901年。高中毕业后回威海卫，被敬业小学聘为高小教员。敬业小学是戚家疃秀才戚廷楷于1912年创办，位于天后宫。戚秀才爱惜父亲一表人才，勤奋努力又有新思想、新文化，便由他作媒与书商谷钧仕之女谷育秀成婚。姥爷钧仕是谷家疃人，当地的开明绅商，他父亲和长兄都从事教育事业，大姥爷钧结还是威海卫新教育倡导者之一，因此母亲和家中几个姐妹都没有缠过足，并且都有机会接受小学教育。不幸姥爷早年辛劳过度，在我母亲才三岁时就撒手西去，由姥姥一人拉扯三个年幼的孩子。二姥爷钧价接手书摊经营并不断扩大规模，成为威海卫最大的书店，维持家庭稳定经济收入。二姥姥没有生育，又早逝，因此二姥爷把我母亲兄妹三人视为自己的孩子一般抚养。戚秀才的长女戚竹生是我的妗母，1914年嫁到谷家。当时威海卫被英国强行占为租界，舅舅源琛由英国中华圣公会创办的安立甘堂高中毕业，又到烟台益文英文学校学习，毕业后在英属威海卫公署当翻译。

父母于1921年结婚，那年父亲二十岁，母亲十八岁。婚后住谷家疃北山，离姥姥家很近，距离学校也不远。次年他们有了一个儿子，取名国奎，就是我的大哥。又三年有了第二个儿子，取名国政，是我二哥。父亲积极参与向政府请愿，要求无条件收回威海卫。一家人日子过得虽然清贫，但对付简单生活却也是衣食无忧。对于父母，那应当是一段很甜美的生活。不料，父亲二十八岁那年得了肺结核病，这在当时几乎就是不治之症了，除了服用一些中草药外主要靠卧床静养。四十多天后肺结核奇迹般痊愈，但他的两腿却瘫软且不能伸直，从此再也无法下床行走了。父亲生病后，家里失去经济来源，全家生活都依靠祖父和母亲娘家支持。第二年，他们又有了一个女儿，我的姐姐，取名桂枝。三个孩子都住在姥姥家，与舅舅一家生活在一起，母亲则陪父亲住北山上养病。舅舅、妗母待哥姐亲如己出，和表姐希哲表哥群昭一样念书受教育。

1930年10月威海卫收回，英国人全部离境。靠翻译谋生的舅舅无事可做，被编入法院当了一名书记员，收入比较过去骤减，家庭入不敷出。因工作不顺心，家庭经济压力大，身体日渐不好，终于1934年去世，年仅三十七岁。威海卫从英国手中收回的第二年，日本在东北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接着大举入侵中华。1938年威海卫再次被日本侵占，这是威海卫自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又一次被日本践踏。时局动荡，人心惶惶，物价飞涨，二姥爷的书店经营不下去了，压力之下精神错乱，第二年就去世了。母亲娘家已无力再支援我父母一家五口人的生活，迫于生计，父亲托朋友送大哥到大连客栈当学徒，接着又托邻居将二哥带到天津当杂役。瘫痪在床的父亲心痛母亲的辛劳，对母亲说：再生一个吧，好给你们娘俩当个帮手。于是又有了我，那年父亲已经三十九岁，母亲三十七岁。我出生于1940年6月3日，农历四月二十八。母亲说：快到端午节了，就叫她迎艾吧。在威海卫，每年五月初五端午节，天不亮人们就到山坡道边拔艾草，然后与桃枝、柳枝一起挂在门楣上，用来避瘟疫。直到我进北京上了学才用上孙恂这个名字。

1943年祖父去世，祖母做主，给父亲和两个叔叔分了家产。父亲分到两个老祖居院子：北院临街三间瓦房，南院五间草房，一块长条空地可以种点菜。十几亩地：二亩菜地，三亩东河滩沙地，四亩塬上地，以及七亩西海盐碱地。我们从谷家疃搬回孙家滩村，全家住三间临街房。那些年抗日战争，紧接着是解放战争，威海卫与各大城市间通讯隔绝，两个哥哥音讯全无，情况不明。我们的生活只能从地里刨出来。可父亲卧病在床；母亲是城里人不懂农事，只能硬着头皮学着干，从那时起她便患上胃神经痉挛症，疼时呼天喊地满炕打滚；十三岁的姐姐辍学回家扛起农活；我从三四岁起就给姐姐打下手。母亲、姐姐再加上我也顶不过一个全劳力，我们只能将多数的地租给别人种，微薄的地租贴补家用。直到全国解放，音讯复通，才知道两哥哥都在北京也各有了工作，哥哥信上说让全家搬迁北京。可就在这一年春末，父亲感冒咳嗽得厉害，大约是得了肺炎。家里没有条件请医生。一天，父亲以斧子击首自尽了。

群昭表哥对我父亲的死只这么一笔带过，我读时心痛泪涌不能自已。我很想写信问表哥，很想问母亲，问姐姐哥哥，问他们父亲是怎么死的，问有关父亲的更多的事。但我没有问，父亲是我们全家人的集体禁忌话语，问了他们也不会说。我无数次问自己，父亲是怎么死的？那时我已经九岁了，为什么有关父亲的事我怎么都不记得了？很久以后，我学习了心理学，知道童年痛失父亲这样的重创已被压抑到潜意识区域，直到通过自我催眠，才找回了那些被剪去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