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拿开锅撑,用长长的勺子,把锅里的苞米碴子粥搅了搅,盛到一个大盆子里,盆子都快盛满了。

早上苞米饼子,晚上苞米碴子粥,还是我们家的餐食标配。

偶尔能吃一顿黄糯米饭,或是高粱米饭,很少吃白米饭和面食。

如果是吃一顿面食,母亲更愿意蒸馒头,很少烙饼,因为费油。她过日子,斤是斤,两是两的。

她烙过两次饼,不舍得放油,只用刷子粘着油,把锅面涂上薄薄的一层。

“再放点儿,再放点儿”,我父亲坐在灶台前添着火,抻着脖子往锅里瞅,让她多放点油。

她总是回应说:“够了,够了,放那些油干啥”

烙饼过程中,母亲也怕糊了,她就一手端着水瓢,用高粱头做成的刷子往饼上涂水。

一锅白面饼烙熟之后,它们还是白色的,像是一点油星没粘上,这可能是我母亲的独门绝技了。

没过两天,我的父亲母亲,还有我家前院的叔叔婶子,他们又去了乡里卫生院了。

这一次来,我母亲的心里,跟上一次来的感觉就不同了。上一次来,是打探,这一次真要挨刀了。她心里七上八下的。

刚走进卫生院的大门,我母亲就感觉后背有凉风了。

她们在卫生院里等着拿检查报告。

恰巧隔壁房间就有人在做绝育手术。听声音好像是一个人刚完成手术,她哼哼呀呀的呻吟声传过来。

母亲跟我力婶儿好奇地去隔壁房间偷看。

在回家的路上,她跟我父亲说。

“我听见那个媳妇叫得,哎妈呀,像杀猪一样,快吓死我了!”

这一年,我母亲并没有做节育。

因为卫生院出的化验单显示——她又怀孕了。

这个孩子让他很期待,也有了压力。

“万一是个儿子呢”我父亲想着,心里又欢喜起来:

“罚吧,罚多少都行!”

力婶儿当天就做了手术,在乡卫生院就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就回家了。

我母亲去看她的时候,我和妹妹也跟着去了。

他们家在我家的前院,是两间土房。屋门上挂着一个陈旧的牌子,写着四个字:光荣之家。

一进门就是厨房,我叔坐在小板凳上用砂石在磨剪子。我们进了西屋,那是他们的卧室,有南北两铺大炕。

力婶儿躺在南炕的炕头上,被子盖住了半张脸。麻药劲已经过了,她疼得哼哼呀呀地,时不时叫唤两声。

“可疼了吧?”

我母亲看着她,拧着眉咧着嘴地问。

“嫂子,可不是一般的疼啊,比生孩子都疼。生孩子疼,那是一阵儿,这疼起来没完哪!”

力婶儿哼呀着说:“倒是没花钱,没花钱得遭这罪啊!有时候疼得脑门上都一层汗”

她说着,眼泪就掉下来了。

“养段时间就好了,手术就是得靠养”,我母亲安慰她:“谁让咱这辈子投胎做了女人呢,就是遭罪的命”。

我四爷爷坐在北炕上,吧嗒吧嗒地抽着烟袋锅。

他是力婶儿的公公。

四爷爷参加过抗美援朝战斗,他是一个老兵。在他的一条腿里,还卡着一颗子弹。

走起路来,那条腿也不敢用力。

那颗子弹不伤及性命,取出来还要花钱,索性就不取了。我的四奶奶早早过世了,四爷爷跟儿孙一同生活。

三代人住一间屋子,他跟大孙子睡在北炕,我叔婶带小敏小霜两个女儿住南炕。南北炕之间,拉着一个布帘子。

一家人睡在一间屋子里,中间只拉着一个帘子。

尴尬他妈给尴尬开门,尬尴到家了。可是没办法,生活条件就是那样的。

我带着妹妹,加上婶子家两个妹妹,五个孩子在屋子里,唧唧咕咕地嬉闹。

我母亲冲着我们说:“你们去咱家院子里玩,别在这吵你婶子”。我们五个就一同出去了。

玩了一会手推车,又跑去婶子家的柳树上折了丫枝。

我把柳枝上的绿树皮拧松,再把白色的细杆从里边抽出来,分给她们。

白色的柳枝杆上带着似甜似苦的汁水,我们用嘴含着,撸串一样,从枝头吸到枝尾。

撸下来的柳枝皮,可以用来做哨子。这是我堂哥柳峰教我的。但是我还做不好,吹不出声响。

我就找力叔给做了几个长长短短的哨子。

我们人手二个哨子,鼓着腮帮子吹,换着哨子吹。长哨子声音沉闷,短哨子声音清脆,各不相同。

我们边吹边扭着腰,玩得甚是尽兴。

小敏说:“二姐,你的鞋破了”。

我低头看了看脚上的鞋,它还是柳娟去年传给我的,布的鞋面,在大脚趾的地方磨破了。

我弯下腰用手指去摸了一下,只听柳洁在身后哎呀一声说:

“我的哨子掉了一个”

我弯着腰,从胯下看她。我发现,人弯着腰从跨下看到的场景是倒过来的,这让我新奇不已。

我就那么一直弯着腰,看倒着的树,倒着的房子,又转了个方向,看另一边倒着的妹妹们。

“你们快点儿像我这样看”,我喊着她们四个。

于是,五个孩子,都撅着屁股,在跨下看风景。时间久了,一直起腰,头有点晕

“不行”

柳莹晕乎乎地说:“我好像喝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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