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77年3月，苏轼刚调任徐州知州，就遇到一场大天灾。
黄河在曹村决口，使梁山泊泛滥，南清河水溢出故道，洪水汇聚在徐州城下，城墙即将被洪水冲毁，不少富有的百姓争相出城躲避洪水，在这人心惶惶的时候，苏轼掷地有声的说道：
“吾在是，水绝不能败城。”
苏轼以身作则，积极组织抗洪，带着百姓们修筑堤坝，每天滚的一身泥水，洪水不退，家门不入。
有苏轼的表率，哪怕水势还在上涨，官、兵、民士气高涨，共同抗洪，筑起东南向长堤，起于戏马台，止于城前。
等防水堤刚修好，洪水便冲入城门，幸好及时被大堤拦截，避免了一城伤亡。
这一次大水，这一次筑堤，保住了徐州城和数万民众，也载入了史册。
抗洪是一场与大自然的较量，与时间的赛跑。
别说古代了，现代抗洪都不敢说万无一失，在一千年前，难度更加大！
不过老天爷并没有放过徐州和苏轼，洪水退却的第二年，徐州又发生了严重旱灾。
苏轼组织人员踏勘水源，征集民夫，修筑池塘、水库，采取多种措施，解决灌溉用水问题。
等到苏轼调离徐州时，徐州成千上万的百姓拎着自家最好的食物和酒来送他。
即便一千年过去了，徐州人至今感念苏轼的治水与爱民事迹。
在百姓的口中，苏轼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他永远是百姓口中的苏徐州。
随后，苏轼辗转湖州、御史台监狱（乌台诗案）、黄州、常州、登州，到了公元1089年，苏轼出任杭州知州。
（苏轼贬谪路线图）
那时的杭州并不如现在美丽。
西湖因长期未疏浚而淤塞过半，湖泊干涸，长满野草，如果再不治理，二十年后将不复有西湖。
钱塘六井早已荒废，人们无净水可饮。
苏轼上奏朝廷，发动二十万民工挖淤泥、除葑草，挖出的大量淤泥筑成一条横穿西湖南北的长堤，也就是现在的苏堤。
“三潭印月”和“苏堤春晓”也都是在那次的水利工程中诞生的。
杭州治水后，苏轼又被调离到颍州，担任颍州（现安徽阜阳）知州期间，苏轼调动一万多民工，在颍州西湖展开了宏大的水利工程。
随后又为广州设计了我国最早的自来水工程；
在惠州修筑“ 两桥一堤 ”；
在儋州指凿双泉、东坡井。
除了这些水利工程，苏轼还撰写了水利着述《熙宁防河录》《禹之所以通水之法》《钱塘六井记》等。
在《禹之所以通水之法》中提出：“治河之要，宜推其理而酌之以人情。”
意思就是：洪水灾害并不单单与自然环境有关，社会发展中的人为干扰也是重要因素。
这个观点即便是放到现代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水利部公布的第一批【历史治水名人】里面，苏轼位列其中，”顾南溪顿了顿，看着眼前的攒尖八角亭。
飞檐翘脊，八角高耸，六面设置靠栏，亭子中悬挂一匾，上书“仁风亭”三字。
仁风亭的命名很朴素，背后却略显沉重。
“北至定州，南至儋州，东至登州（今山东烟台、威海），西至凤翔（今陕西宝鸡），许多地方都有苏公祠、苏公堤，并非仰慕苏轼的文采，而是苏轼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百姓们对苏轼的爱戴。”
作为复旦中文系的高材生，要说顾南溪最喜欢哪个文人，她不好说，但苏轼绝对是她最敬仰的几个古代文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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