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指导员也没补充什么，但他让我上报时还是很鼓励地对我说：“小晨，交上去后，有什么问题，我们大家担着。”
想必我一个23岁的小伙子和他们30多岁的成熟军官认识问题上有很大不同，但二位领导并不是要看我笑话，都是直言不讳，也是难能可贵了。
次日，大校又悄悄来到我的寝室，单独找我聊了几句，他指示说：“你们回去后，处里会向小队建议，免去你班长的职务。你也要做好准备，参加研究生的入学考试，专门从理论上探讨境外作战的问题，这是上级初步的考虑。或许有时间，你还要自己找导师。我军目前研究境外作战的专家还没有。”他笑笑说：“你或许可以成为我军第一个研究境外作战的专家。年少有志是要的。我知道你在大学是国际问题学会的积极分子，你的想法不像是从部队成长起来的干部那样对上级的考虑那么在意。这是你的优点。副总长听了你的意见后，指示要你把精力多放在境外作战通盘的思考上，为我们这个处的有效运行多出把子力气。”
最后，大校对我正式宣布，副总长已确定我为境外作战处的正营职参谋，何时到岗听候通知，并嘱咐我在得到调职通知前不得对别人泄露。为什么再次提升我的级别，主要是没有那个级别，你就无法接触涉密的情报和总部的工作，可是总部首长想要我在这方面有所建树，只好一再破格。好在这样的破格有我的功绩不断地弥补，有我高于其他参谋的有实际意义的报告、建议的填补，使我不那么显得突出，而是在那些眩目的作战成果所突出的巨大光亮下看不到我了。绝非“鸵鸟心理”。
祖副部长离开时，我把前一晚写出的报告交给了他，他拿在手上，并没立刻就看，却是鼓励了我一句：“小晨啊，你的动作很快嘛，不错，报告内容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态度、你的反应，这才像个能担当一面的军人。”
我忽然发现了总部领导对我很重视，能理解我的想法，让我有一种得遇明主的感觉，对祖副部长那是钦佩啊。仅仅一年，我从基层的红肩章的小副排长，成长到总部直属作战单位的副队长，待任命的总部正营职参谋，这变化也太大了。一步登天是不是说我啊？
我当然不会被这样的进步和提升所冲昏头脑，而是更加努力地去认清形势，认清任务，尤其是各大国针对中国动向的准确把握，对地区的恐怖势力、非法武装、武装毒贩、民族分裂势力进行广泛把握，弄清它们之间的共同和区别，评判这些因素交织一起对我国的危害所在，把作战小队的发展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
报告递上去，就看上级怎样理解了，我并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小队在北京获得的好处是，上午队员都去了服装厂，用新式的耐用、防寒、防热、防辐射的数字迷彩面料定制了新的军衣，我们回去不久，定制的服装就送来了，一身崭新的迷彩服，还有迷彩围脖，比以前的服装穿着舒服多了。
小队是大年三十的下午飞回云南前线的，上级连让小队二十几号人在北京过个大年三十、初一都没想到。
在回营地前，我们与路毕邦同志告别，送他暂时离队，从北京先回家过个春节，然后直接去军校所在地。我很想送老路点东西，在我的意识里就该这样，可是现在这个状态，没法子啊！
老路能上军校，我们都为他高兴，我认为他的路也是我们七人的共同道路，虽然我有大学学历，但我没有正规军校完备的军事教育的学历，在部队发展也是跛脚的。看不到老路身影后，我对谭军说：“你该准备了。”他点了下头，想来他已经意识到了。
然后我对其他人又说：“你们也该有所思想准备，提不了军官，也得上培养士官的军校，一句话，在秘密部队也是解放军，得按军队现行规矩办，咱就是个副小队长，没有干预军队规定的本事。不管你们要不要在部队长干，不断学习都是必要的，也是我们保命的基础。”
我严肃地说：“郭章的情况，我再也不愿在你们中看见，他妈的什么事啊，完全不应该！”
我说完，他们六人全都自然地立正，回答：“明白！”
我们都明白，我提出的和他们答应的，都算不了数，命运该来的，谁也躲不开，但我的殷殷之情让他们铭记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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