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宣和七年十月初，中山府知府詹度就发现金军有异常动向。他多次上奏报警，说金人可能要南下入侵，提醒朝廷早做准备。可是，宋徽宗与宰相白时中李邦彦，以及知枢密院蔡攸等大臣，对詹度的提醒并未高度重视。他们判断，金人调动兵力的目的，只是想制造局部摩擦，以讹诈钱财。短时间之内，金军不具备大规模举兵南下的条件。
从十一月十九日开始，宋徽宗与大臣们都忙着准备举行冬至郊礼。所谓郊礼，即皇帝祭拜天地之大礼。冬至祭天，是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的活动，是一项国家大典，目的是祈求苍天保佑，国泰民安。中国最早的祭天礼仪，可追溯到尧舜二帝。
宋朝祭天礼仪的主要特点是“三岁一亲郊制”，即每隔三年举行一次祭天，于十一月冬至日，在东京城南郊圜丘天坛，由皇帝亲自主持。这与西周时天子每年亲自举行祭天礼仪有别，也与后代由有司摄事祭天不同。
冬至，寓意阴极之至，阳气始升，万物从此开始生。据说，周朝时，冬至是新年元旦之日。在宋朝民间，冬至也是一个重要节日。东京梦华录说：“十一月冬至，京师最重此节。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先祖。”
“三岁一亲郊制”，有人说始于秦朝，但宋代以前似乎并未真正实施。宋朝的“三岁一亲郊制”，是宋仁宗时形成的定制，此后一直奉行不变。宋徽宗对举行大礼格外重视，他在位二十五年间，亲自主持大礼达十八次之多，包括南郊大礼与明堂大礼。当时谁也不曾预料到，本次冬至祭天，是宋徽宗也是北宋的最后一次了。
冬至祭天的仪式很隆重，也很烦琐。要提前做很多准备工作，要耗费很多人力与物力。如：要对南郊圜丘内各种建筑设施进行全面修葺，要修整皇帝经过的每条街道，使之焕然一新。皇帝要在祭天前三日开始斋戒。祭天前夜，太常寺卿要亲自带人安排好神牌位供器祭品，要安排好乐队陈设等等最后，礼部侍郎还要对全部准备工作进行全面检查。
十一月二十五日黎明，郊礼如期在东京城南郊圜丘举行。彩旗猎猎，礼乐悠扬。禁军与皇家銮驾，先后列队入场。在礼仪官引导下，宋徽宗与郑皇后缓缓走到圜丘上，行祭天之礼。
正在这时，知枢密院蔡攸接到了燕山府知府蔡靖用银牌快马送来的紧急奏报，说金人拥大兵侵犯清化县，劫掠居民，焚毁庐舍，破坏盐场。在这一天之内，蔡靖连续上奏七十余章，可谓十万火急。蔡靖在奏章中语气沉重地说：“朝廷若不以为实，则乞赐重行编管！”
然而，蔡攸以为，这仍然是边境局部冲突，于是便以“恐妨恭谢”为由，将蔡靖的奏报隐匿起来，没及时向宋徽宗汇报。蔡攸觉得，燕山边防之事，可由郭药师解决。如果确实需要朝廷决策，那么待郊礼事毕之后，再进行措画也未晚。因此，宰相白时中与李邦彦，对金人已从燕山入侵也毫不知情。
南郊礼毕之后，宋徽宗走下祭坛，御临郊宫端诚殿。此时，天色仍未大亮，百官们聚集在大殿里称贺。忽然，有一只猫头鹰在大殿屋脊上鸣叫，其鸣叫声与大臣们的赞拜声相互应和，“闻者骇之”。
不知道宋徽宗是否听到这只猫头鹰的叫声，也不知道他是否心想此乃不祥之兆也。
举行郊礼，一般也要同时实行郊赦。“宋自祖宗以来，三岁遇郊则赦，于古无有。”宋徽宗在位二十五年，大赦二十六次，曲赦十四次，德音三十七次。德音也是赦令的一种，适用范围比大赦窄而比曲赦宽。宋徽宗施政向来很宽善，所以，许多大臣认为：“上圣至仁大哉，尧舜之用心也。”
十二月初，宋徽宗想去景灵东宫行恭谢礼。此时，金人大兵入界的关报雪片一般飞至枢密院。蔡攸以为，恭谢礼是郊礼的重要组成部分，若此时上奏这些关报，会破坏喜庆气氛，将对朝廷盛事产生不利影响。于是，他又以“恐坏却恭谢”为由，皆隐秘不报。
蔡攸觉得，河东路由童大王亲自坐镇，必万无一失。而燕山路由郭药师把守，常胜军必能与金人相抗衡。因此，即使金人入侵，也不足虑也。所以，他对内地防务，“略无防奭”，“终不为之备”。
后来，接连五天，关报益急，宰相白时中与李邦彦也已知情。白时中与李邦彦担心，一旦公布这些关报，将会引起人心大乱。他们于是与蔡攸谋议，决定一同隐匿不报。这几天里，人们只见他们三人每天都去都堂开会，直到很晚才散会回家，但不知他们所议何事，“人颇疑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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