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太皇太后向来喜欢黄老学说，主张无为而治，追求一种相对温和、稳定的统治方式。而新政的推崇者们，所倡导的理念，强调积极进取、变革创新，与窦太后所秉持的黄老之学，大相径庭。这种理念上的巨大差异，使得窦太皇太后心生不悦。
窦太皇太后所代表的是一种传统的统治观念，而汉武帝及其新政支持者们，则代表着新兴的、积极变革的力量。
这两种力量的碰撞与冲突，不仅反映了当时统治阶层内部的分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汉朝未来的发展走向。
窦太皇太后对黄老之学极为尊崇，但其尊崇的出发点，却并非为了将其运用于治国安邦、造福百姓，而是为了实现个人私欲，将其作为保护自身权力的手段。
在宫廷的波谲云诡之中，窦太皇太后紧紧抓住黄老之学，这一救命稻草，试图借其为自己的权力，筑起一道坚固的堡垒。
她深谙权力斗争的残酷，明白只有牢牢掌控权力，才能在这复杂的宫廷环境中立足。于是，她曲解黄老之学的本意，将《老子》这部经典着作，当作保卫自己权力的工具，使其成为满足个人权力欲望的遮羞布。
与此同时，窦太后对儒学，采取了严厉排斥的态度。儒学所倡导的仁爱、礼义等观念，在她眼中仿佛是对其权力的潜在威胁。她害怕儒学的传播，会削弱自己依靠黄老之学所构建的权力体系，担心那些推崇儒学的有识之士，会对她的地位发起挑战。
窦太皇太后的这种做法，在一定时期内确实巩固了她的权力地位，但从长远来看，却阻碍了思想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她对黄老之学的狭隘运用，以及对儒学的盲目排斥，使得当时的学术氛围变得压抑，文化交流受到限制。
在汉景帝时期，窦漪房对黄帝、老子的学说极为推崇，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她凭借自身在宫廷中的尊崇地位，坚决要求汉景帝，以及诸窦子弟务必研读黄帝、老子之书，并且严格遵循其中，所阐述的道理。
汉景帝在位之时，有一位专注于研究《诗》的博士，名曰辕固，亦被称作辕固生。某一日，窦太后将辕固召至跟前，询问他对于《老子》的见解。
辕固直言不讳地说道：“这不过是平常的言论罢了。”要知道，在那个等级森严，注重礼仪的宫廷之中，这样直率的言论，无疑是极为大胆的。
窦太后闻此，怒不可遏，大声斥责道：“它怎么能比得上，管制犯人似的儒家诗书呢！”窦太后的愤怒，犹如狂风骤雨，她被辕固的言语，深深激怒，在气愤之余，竟下令让辕固进入兽圈，刺杀野猪，以此来惩罚他的“无礼”。
汉景帝深知此事，心中虽碍于太后，正在盛怒之中，但也明白辕固，本无过错。于是，汉景帝果断地赐给辕固，一把锋利的兵器，希望能助他一臂之力。
辕固进入兽圈后，毫无畏惧，只见他看准时机，奋力一刺，野猪瞬间毙命。这一幕让在场众人都大为震惊，而窦太后目睹此景，虽心有不甘，却也无话可说，毕竟辕固成功完成了她所下达的任务，实在没有理由再治他的罪，只得无奈作罢。
终汉景帝一朝，由于窦太后对黄老之学的偏爱，以及对儒家学说的偏见，诸位儒家博士皆处于在官待问的尴尬境地，空有满腹才华，却没有施展的机会，也未能得到应有的重用。
这反映了，当时不同学术流派之间的激烈竞争与碰撞。在那个时代，黄老之学占据主流，而儒家学说，尚在艰难发展，窦漪房的态度，无疑对儒家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这一时期的学术纷争，也为后来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埋下了伏笔。
到了汉武帝刘彻的时期，此时已然是太皇太后的窦漪房，对于权力更加的看重。自然，她所推崇的黄老思想，也无人能够动摇。
此时的窦漪房，坚定不移地崇尚，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在汉朝建立之初，历经长期战乱，社会动荡，民生凋敝，经济崩溃。
此时，黄老思想所倡导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等理念，犹如一场及时雨，为疲惫不堪的国家和民众，提供了喘息之机，极大地有利于恢复国民经济。
然而，时光流转，时代不断变化与更替。社会逐渐稳定，经济开始复苏，人口逐渐增长。在这样的新形势下，黄老思想的弊端已日渐凸显。
由于其强调无为而治，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较少，导致商业发展，缺乏有效的规范和引导，市场秩序出现混乱。例如，一些商人囤积居奇，操纵物价，严重影响了百姓的日常生活。
同时，在政治方面，黄老思想的宽松治理模式，使得地方势力逐渐膨胀，部分诸侯拥兵自重，对中央政权构成了威胁。
再者，在文化教育领域，黄老思想的主导地位，抑制了学术的多元发展，不利于培养人才和推动文化的繁荣。
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来看，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更加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和积极的政策，引导来推动国家的全面进步，而黄老思想在这方面，显得力不从心，无法满足时代发展的新需求。
虽然，在汉武帝继位初期。他和他的治国团队，已经意识了黄老思想的滞后性。决心通过改革，来给国家的发展注入新的能量。
但是，此时身份尊崇的窦漪房，为了自己绝对的权威和地位。对于刘彻的新思想并不认同，可以说是全盘否认的。因此，在这场变革之上，祖孙两人爆发第一次的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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