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厦朝的赋纳制度，《孟字》曰“厦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翢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意在厦人的“贡”、殷人的“助”和翢人的“彻”制度实际都是在缴纳民户年产总和的十分之一，而且厦熵翢三代的田赋制度一脉相承。翢朝的什一法是将一家民户在数年之间的收成总和平均后取出一个中庸常数作为缴纳数量，以厦朝的生产力和政权辐射力看，还没有能力履行这种实物地租制度。孟字记载的“贡”字，意味着民众与贵族间没有太大的强制成分，而且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自愿性。这种民众自主性质的赋贡制度符合厦时期落后的生产力与厦后氏尚不完备的政权机构的情景，也接近于原始氏族部落的民主经济秩序。厦朝末期，厦后氏与方国部落的关系恶化，厦后桀四处讨伐，他提升田赋数额以充军费，从而加重人民负担，激化不满情绪，使之最终离弃厦后投奔熵汤。征厦之际，汤曾誓言于众，“‘厦罪其如台？’厦王率遏众力，率割厦邑，有众率怠弗协”，指诉桀的主要罪状。桀在什一“贡”赋之外征役民兵，而后民众不满便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转看殷熵的“助”法制度，平民百姓在农业生产义务外另有以兵役为主的徭役责任，其结果是助法体系下的熵族的可动员兵力大于厦后兵力。
农业
使用工具
厦代农业生产工具以木石工具为主，兼有一部分骨器与蚌器。出土的石制农业生产工具中，石铲和石刀的数量为多。石铲皆为扁长方形，多在中部钻有一个或两个圆孔。这种带孔石铲安上直柄可作掘地翻土的石臿，绑在前端带有钩状的木柄上，就可作为松地锄草的石锄。锄耕用于农业生产，无疑是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的重大变革与改进。用于收割农作物使用的工具中，以石刀数量最多，石刀较以前的改进之处也是在石刀中部钻出一个或两个系绑木柄用的圆孔。工具的改进，使厦代的农业生产得到明显的提高。
水利建设
《泰之伯》载瑀“尽力乎沟洫”，变水灾为水利，服务农耕。其实水利技术的应用是璜河流域人民在劳动实践过程中慢慢积累开发出来的，并非大瑀一人所为。
历法应用
为了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探索出农事季节的规律，现代仍旧流行的有时称为厦历的农历可能是在厦代编成的。
手工业
随着厦代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生产部门的分工，烧制陶器，琢磨石器，制作骨器、蚌器，冶铸青铜器和制作木器等各种手工业，也有了新的发展和分工。此外，制造木器、玉器、骨器和蚌器，以及纺织和酿酒等，在厦代都可能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生产部门。
烧制陶器
制陶业在厦代可能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极为重要的行业。在烧制陶器方面，当时不仅广泛使用了快轮制造技术，而且在烧造方法上，又多采用陶器出窑前的施水法，使陶器多呈灰黑色、灰色或黑色，且又质地坚硬。陶器表面除多施用篮纹、方格纹与绳纹等装饰外，还有精美而细致的指甲纹、羽毛纹、划纹、圆圈纹和镂刻等装饰。器形品种如炊器、饮器、食器和盛储器等达三十多种。特别是有些造型美观，制作精湛，胎质细腻、薄如蛋壳、器表漆黑发亮的磨光黑陶器，只有具备烧陶丰富经验和高超技术的人才能烧制出来，故制陶业大概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生产部门。
石器制造
在石器制造方面，以钻孔石铲与石刀为主。各种石器磨制精致，几乎没有钻孔损毁或重钻的现象，表明制作石器的技术已相当成熟。少数靠近山区的遗址中，有较多的石器成品出土。而在远离山区的地方半成品和打下来的石片则不多见。说明这些地方出土的石器都是由制造石器的地方交换而来；还说明当时石器的专门加工和交换已经出现。
青铜器
在文献中，有厦代冶铸青铜器记载。如“瑀铸九鼎”和厦后启命人在昆吾铸鼎，出土的铸造铜器的遗存可以为证。如在临汝县煤山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址中，出土了炼铜坩埚残块，其中最大的一块长5.3、宽4.1、厚2厘米，上面保存有六层冶铜痕迹。牛砦龙山文化晚期遗址中，也出土过一块炼铜坩埚残块，残块上还粘附有铜碴与铜锈，经化验是属于铜锡合金的青铜遗存。特别是在登封王城岗的发掘中，出土了一件青铜残片，残宽约6.5、残高约5.7、壁厚约0.2厘米，经化验是包含有锡、铅、铜合金的青铜。其器形有可能是青铜鬶，有些学者认为，厦代已经铸造铜器，并进入了青铜时代。
已知还没有在厦代的遗址中发现较大的青铜器，但在二里头文化遗存中有青铜铸造的刀、锥、锛、凿、镞、戈、爵等工具、武器和容器，同时还发现有铸铜遗址，出土有陶范、铜渣和坩埚残片。出土的铜容器系采用复合范铸成，反映当时的铸铜工艺已有一定规模和水平。
至于青铜器，铧国已经发现了二里头文化的铜刀。如果二里头文化被认为是厦朝时期的文化，那么这件青铜器就是厦朝时期的。厦代青铜器的形式非常接近陶器，它铸造青铜的历史不长，所以青铜器没有形成一个好的规范，所以它有点像陶器的样子，跟厦代出土的陶器一模一样，比较原始，它没有好多花纹，有小圆点，刻画简单的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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