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比我矮小半头又瘦的家伙，有些不服的样子，还想反抗，我便用他的衣领使劲勒紧了他的脖子，使他不得动弹，但在他身上找出了四个手机都不是我的，我便毫不客气地拎着他要往派出所里去，而恰在此时，派出所的大院里驶出了一辆警车，旁边站着的那人看见警车便慌了神，赶紧拱手抱拳又作揖的跟我说，大哥大哥别激动，你要找不着我们赔你一个，说话的同时，他指着那被我掐着脖子的人骂道，你个大傻逼，想坑死我们呀，还不快把手机还给人家。那人听后，才极不情愿的从内衣兜里，将手机掏出来还给了我。
想想那小偷真是可恶，被我抓住了都不承认，如果不是在派出所附近，若不是我的身材比他强壮，估计他想也打不过我，可能他就不会还给我手机，如果不是当时他那个同伙一再求我，跟我说好话，真想给他扭送派出所里去。
然而人们若对那些违法乱纪者进行同情与容忍，便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或许报应很快就会应验。就在那年的中秋前，我刚花三千多块钱买了一辆小电动三轮车，带着孩子去刚建好的公园玩耍时，锁在公园大门外的车子便被人偷走了，心疼的女儿还哭了一大场。想想对于我们这个生活水平的人来说，二十几年前的三千多块钱买辆小三轮，可能有许多人都舍不得，可我刚买了没几天便被小偷给偷走了是多么遗憾呀。
小公共汽车招手即停就近下车，很方便出行的人们，所以这也是那个年代城市公交的一个亮点。
因我们离公交车总站很近，所以那门前的马路上，经常停放着一排排小公共汽车。那些小公共汽车基本上都是个体承包的，大多数开车的司机即是老板，请一位售票员便可上路运营。从鹿海园至亚运村，一个来回八十多公里，他们每天要跑三趟，车又多还要排班按顺序发车，因为都想排个早班，能赶上早晚客流的高峰期，否则排到末班就会收工很晚，且还会影响收入，所以基本上他们每日都会起得很早，而那些老板们为了节约时间，经常顾不上吃饭，所以也经常光顾我的煎饼摊儿，只简单的弄上两个煎饼就算一顿正餐。
有位四十几岁，平谷区的胖大姐，姐弟俩共同弄了一辆小公共汽车，他们也经常上我这里来买煎饼吃，并在空闲的时候和我们聊上几句，所以跟我们很熟，渐渐的便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听胖大姐说，她弟弟当过兵，原本已考了证准备开出租车的，只是现在证还没有下来，才充当了她的临时司机，现在正在着急，万一弟弟开出租车去了，自己没有了司机该怎么办？当她得知我会开车时，便想请我做她的司机，但那一个月一千多块钱的工资我根本看不上，所以说了好几次我都没搭理她。后来她又想把车转让给我，她退出不干了，但见我没有太大的兴趣，于是天天在云的跟前说跑车如何挣钱，比我卖煎饼强的多，并说我们两口子一边跑车一边开超市就有了更高的收入且两不耽误等等。经不起她的鼓吹与诱惑，最终我们还是动了心，花了高价将他那辆即将报废的，十九座红叶牌面包车给买了下来，跑起了运输。但真正干起来才知道，那位胖大姐只是想将她的车卖给我，才在我们跟前说跑车如何挣钱的。其实当我买了她那车的时候，开往亚运村的小三十五路公共汽车，和北京市的许多小公共汽车一样，早已被停运，就是说，小公共汽车已经退出了北京市公交车的舞台，只是我这个外行人不了解情况，被蒙在鼓里罢了。好在那个时候刚淘汰了小公共汽车，有许多乘客还不知道，而且那个时候，每逢上下班高峰期时，公共汽车的运力总是跟不上，所以我们这些虽已退出了公共汽车行列的面包车，拉私活还是有一席之地的。
鹿海园小区附近有一个青年公寓，那里住着数以万计的打工者，还有某一电子学校的学生，听人说总共不下三四万人，平常从早到晚，无论哪路公交车，只要走到那附近几个站都是挤得满满的，更别说到节假日了，所有大小车辆皆是人满为患，反正公共汽车也没人查超载，就记得我那十九座的小车曾经挤上过四五十人。而像我们这样的拉黑活的小公共汽车，当年在那里早已形成了气候，并且有社会上混事儿的老大罩着，所以公安运管基本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怎么管的，而那位胖大姐更是嚣张，因为她的表弟是劲松交通队的大队长，所以她比别人底气又足一些。
听人说，她甚至都不把那些执勤的交警放在眼里。以前在东三环那条线路上若遇上警察查车时，明知自己这拉黑活的车不符合法规，但她还是对那些警察不屑一顾，依然是我行我素，该怎么干就怎么干，若被那些警察截停检查，她便泼妇一样，连嚷带嚎嗷嗷乱叫，甚至还骂骂咧咧，唬得那些警察没了主意，又碍于其表弟的面子也不便发作，对她实在没有什么好的办法，顶多就是给她开张罚单罢了，而那胖大姐接过罚单，待警察一转脸就将它撕个粉碎，回头再给他表弟打个电话便能摆平，因此，在那一带执勤的许多警察都只能对他的车睁只眼闭只眼，甚至为了避免惹上这个马蜂窝还躲着她。
我刚买了她的车，因为对揽客这项业务不太熟悉，便以每月比别人高出百元的薪水请她帮我做了售票员，我也仗着胖大姐在这条线上的面子，所以经常也对那些执勤的警察视而不见。但时间长了，或许是他那表弟已知胖大姐将车转让给了我，那些警察也了解到情况，便对我下了手，以报我昔日对他们不太尊重的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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