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出门的时候，岳荣光将一根套着家门钥匙的红绳子挂到了杨晓伟的脖子上，又把一张纸条递给了杨晓伟，然后嘱咐道：“安川，你听好了，出门一定要带好家门钥匙。这张纸上写着咱们家的地址和你的名字，我和你大妈的名字和单位电话也在上面。五一节公园人很多，万一走散了，就算你什么都忘了，也要记得还有这张纸条。实在不行也可以把纸条给警察叔叔，警察叔叔可以帮你回家或是找到我们。”
“我都这么大了，用不到这个了吧？我肯定能记住的。”杨晓伟认为这张纸条完全多余。
岳荣光说：“你把纸条收好，这样我和你大妈的心里也会更踏实。”
听到岳荣光这么说，杨晓伟只得收好了纸条，然后摸着脖子上挂着的钥匙，心想还是我那个年代的指纹锁方便啊。这钥匙挂在脖子上真不适应，最后他还是把脖子上的钥匙摘下来放进了裤兜里。
三个人刚一出门，在院子里碰到了另外的一家三口，他们穿戴得整整齐齐，说是要去照相馆。寒暄中杨晓伟按照大爷大妈的指示，依次礼貌地叫着：刘叔叔、张阿姨，刘莹姐姐。起初杨晓伟心里还有些别扭，后来一想，其实根本不用别扭。如果从自己的那个年代算，叫他们爷爷、奶奶、阿姨都不为过。
照相馆离得不远，就在胡同的西口，两家人顺路，边走边聊。这期间杨晓伟了解到这个长相俊俏的刘莹姐姐要考高中了，今天由她的父母陪着去照一寸的证件照片。院子里有一个姓赵的邻居就在这家照相馆工作，而且照相技术很好，今天也正好上班。他们准备给女儿照完一寸相片后，再顺便照一张全家福。
出了胡同西口，眼前就是北京饭店。胡同外左边是一个很大的公共厕所，右边就是刘叔叔一家人要去的照相馆，照相馆的门边竖写着四个大字：中国照相。
杨晓伟记得在北五环附近的一个商场里看到过中国照相馆，他们的简介里提到过这家照相馆在解放前是上海的。杨晓伟顺口说道：“哦，中国照相馆，解放后从上海搬到BJ的。”
那一家人正要往照相馆走，听到一直没说话的杨晓伟突然说了这么句话，姓刘的叔叔转过身说：“哎，好像还真是，正好一会儿我再问问老赵，是不是川子说的这样。”
郑淑洁诧异地问杨晓伟：“你怎么知道的这些？”
杨晓伟只得含含糊糊的说：“我好像是听谁说过。”
岳荣光有点儿疑惑地对郑淑洁说：“你说怪不怪，公共汽车坐几站多少钱他记不住，这个他倒是能记住。”
杨晓伟脱口而出道：“24站以上两毛五”
岳荣光想了一会儿，算清楚了以后点着头对杨晓伟说：“对，没错。”然后转过头问郑淑洁：“公共汽车有24站以上的吗？你坐过吗？”
郑淑洁想了想说：“没有，没坐过。”
这时岳荣光拽了拽郑淑洁的衣袖，小声地说：“哎，我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我怎么觉得好像是他在绕的我呢？”
郑淑洁大笑着拍了岳荣光一下说：“你这么一说，我倒是觉得挺好的。”
从出了胡同口开始，人流和车流就明显地增多了。此时的王府井大街上人头攒动，各种机动车和无轨电车穿行在这条大街。在王府井大街和东长安街交汇的路口南面，是台基厂大街。岳荣光告诉杨晓伟BJ市委就在台基厂大街，从家走到单位用不了10分钟。
杨晓伟看到台基厂大街的路口两侧各有一个巨大的标语牌，一侧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另一侧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再看到长安街上的那些虽然衣着简单朴素，但都是欢声笑语、朝气蓬勃的人们，这所有的景象让杨晓伟感觉有些激动。他心里感叹着：这些人知道吗？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以后都会亲眼看到祖国真正繁荣昌盛、人民真正过上好日子的样子。
他们沿着长安街一直向西走着，步行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很宽的便道上人流如潮，大多都是去天安门方向游玩的。马路上自行车的铃声和机动车的喇叭声混在一起，显得极为嘈杂。
杨晓伟很快就适应了这种环境，他非常兴奋，觉得自己太长见识了。他惊讶地看到，每隔一段路就有一个用帐篷搭起来的临时公共厕所，还有专为行人饮水用的喷水龙头。岳荣光告诉他这些都是提前就建好的，每当有类似今天这样的节日或重大活动的时候就会启用。
杨晓伟是在西四环附近长大的，平时很少到东长安街沿线这边来，偶尔经过也是坐地铁或是开车，像现在这样从王府井步行到天安门广场还是第一次。
一路走来，杨晓伟看到最大的不同是长安街上不仅没有地铁，连地下过街通道都没有。长安街的路中间没有护栏，交通指示牌和路上的标志线都非常简单，路口处也并不限制机动车左转。每个路口的角落都会有一个治安岗亭，路口中间也都会有一个写着‘安全岛’的圆台子，身穿白色制服的交警站在这个台子上指挥着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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