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好还没做手术，你还能说话，要是手术出来输这个东西过敏，那后果简直不敢想，你刚才的情况真吓人。”姐姐说。
“医生说了，里面没有什么易过敏物质，或许只是因为我很少输液，比较敏感而已。”我安慰着姐姐，心里却对未来的治疗开始产生莫名的恐惧了。
下午三点，我的超级“大奶包”都已经输完了，医生却一点让我去手术的动静都没有。
有了上一次被医院临时劝退的经验，加上刚才我过敏的情况，我和姐姐都非常担心重蹈覆辙。上次被医院劝退以后，我们耽误了一个多月，爸妈一直认为是我们没有给医生送礼导致的。
尽管我们再三解释是因为病理没确诊，手术不能随便做，医生建议我们换更好的医院也是为我们好。但是爸妈总觉得，一定是我们没送礼，所以医生不愿意给我们做手术。
因此，这次手术前，爸妈又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让我们给医生送一个红包。但是我和姐姐都是“社恐”，虽然也的确去准备了，但是总觉得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机会，以至于那个红包在兜里始终没拿出来。
我们一方面是觉得本来钱就少，给出去看起来简直就像对医生的侮辱，另一方面我们更是觉得，医生肯定不会要，到时候尴尬，说不定医生还要把我们嫌弃一番等等。
我们脑补了各种送的方式，又脑补了各种送的结果，胆小怯懦的两个人，终究是没敢有所行动。
可是眼看时间就要到四点了，医生还没叫我手术，我们等得那叫一个糟心，老家的电话开始此起彼伏地响起，支招的伙伴们已经恨不得马上飞过来去办这件事了。
最后，身为家属的姐姐终于顶不住压力，鬼鬼祟祟畏畏缩缩地去医生办公室外溜达了。
发现医生根本没在的她松了一口气回来。一问护士才知道，医生早就去准备手术了。
听护士说：“只要是排了就一定会做的，不管多晚。”我们的心里松了一口气。
我甚至天真的以为到现在了还没叫我，也许意味着我的手术很快，一去就出来了。
就这样，到快五点的时候，护士终于来叫我了。
我迫不及待地穿上鞋就打算走，护士却告诉我让我等着，有引导员会来带我。
我在心里反复安慰着自己：终于能手术了，努力了那么久，不就是为了手术吗？能手术才有救，相信一定像每个人说的那样，睡一觉就好了······
可是看着引导员阿姨推着轮椅来来让我坐上去的那一刻，本来好好的我瞬间感觉全身都僵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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