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十一月初，张献忠、罗汝才联军一路势如破竹，进抵成都近郊。
此时身在重庆的督师杨嗣昌已经慌了手脚，虽然成功把四川局面崩溃的锅甩给了陕西三边总督郑崇俭和四川巡抚邵捷春，但眼下的烂摊子还是需要他来收拾的，毕竟他是“大拿”。
对杨嗣昌来说，眼下最要紧的就是保住成都。这成都不但是省城，城里还住着明朝的蜀王，一旦城破，自己可就是“陷藩”的死罪，皇上再怎么宠信自己也不行了。因此，焦急忙慌的老杨一边派人飞马传书，一边令接替邵捷春任四川巡抚的廖大亨火速增援成都，一边任命大将猛如虎为“总统”，予以节制各军将领的大权。
猛如虎是原任的蓟镇中协总兵，因为犯了事儿而被撸了官位。大家一听此人的大名，就知道这人有多“猛”了。老杨也知道此人是一员虎将，因而就把他带在了身边。虽说只得了个“总统”这样不伦不类的头衔，但猛如虎是个归降明朝的蒙古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只觉得老杨对自己胜似再生父母，因而也是感激涕零，愿出死力。
但是，打仗不是一个人的事，猛如虎再怎么积极，下面的兵将不积极也是白搭。
在四川参加“剿寇”的官军，一部分是从湖广调来的，大部分是四川兵。湖广兵千里迢迢跑来四川打仗都一年多了，想老婆想孩子，就怕死在异乡，所以打起仗来都是应付差事。而四川兵呢，虽然是本乡本土，但精兵早就被“流寇”歼灭了，剩下的都是些临时拉来凑数的，战斗力低下，也不敢真的跟“流寇”硬刚。真正愿意出力的，只有猛如虎带来的几百家丁亲兵，想硬怼几万人的“流寇”显然也不现实。
就这样，四川战场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景象——义军不断在前面攻城略地，抢得盆满钵满，官军就在后面不远不近地跟着，任猛如虎急得火上房也没用。
从十一月上旬到十二月底，义军绕开成都，一路克简州（今四川简阳）、乐至、安岳、隆昌、泸州、南溪、荣县、井研、仁寿、德阳、昭化、巴州（今四川巴中），“领”着官军从川南到川北转了一大圈，转得官军人困马乏，怨声载道。
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十三日，义军走到了开县，准备经来时的路返回湖广。这时，猛如虎带着两万多官军紧赶慢赶，终于赶到了距离开县只有一天路程的地方，此时的官军已经全体累成狗了。眼看“流寇”就要出川走人了，谁都不愿再上去跟他们厮杀。猛如虎跟着“流寇”追了大半个四川，一直就是撵不上，气得要死，现在好不容易快追上了，怎么也不肯放弃。于是，他亲率数百家丁亲兵带头冲锋，让其他官军在后面跟上。等到猛如虎冲进义军大队中一顿猛砍后才发现跟在后面的官军根本没几个人。结果猛如虎寡不敌众，拼死杀出重围，儿子、侄子以及数百家丁全则当场阵亡。
开县之战后，官军已经再没有力量能阻止义军出川了。而此时湖广的兵力，一部分在四川“援剿”，一部分被湖广巡抚宋一鹤调去蕲水、麻城一带防卫马守应等部义军，还有一部分守卫承天（今湖北钟祥）皇陵和省城武昌，从三峡一直到襄阳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兵力真空地带。张献忠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个真空地带的存在，于是乎，一场“奇兵”之战即将上演。
正月二十六日，二十八名骑兵突然出现在了襄阳城下，他们自称是杨嗣昌派来调兵的信使，随身还携带着督师行辕的调兵文书。由于消息闭塞，襄阳守军根本就不知道四川的具体情况。守军又看他们携带的调兵文书确实是真的，就放他们进了城。几天之后的二月初五凌晨时分，天还没亮，这二十八人突然在城里放起火来，襄阳城内顿时一片大乱。就在此时，张献忠亲率大队人马对襄阳发起了猛攻。他们里应外合，迅速拿下了襄阳。
这是一场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奇袭。襄阳城内的襄王朱翊铭甚至都没搞清楚咋回事，就被抓到了张献忠的面前。老张笑嘻嘻地对他说：“不好意思啊老朱，我想弄死杨嗣昌这老东西，可惜他远在四川。我只好借你的脑袋让他背上‘陷藩’的罪名，再让崇祯弄死他了。”可怜的老朱连一次求饶的机会都没得到，直接让老张给来了个斩首示众。一代藩王，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做了刀下鬼。
而此时的杨嗣昌还在长江三峡的官船上。
从崇祯十二年（1639年）十月他到襄阳督师“剿寇”以来，近一年半的时间过去了，张献忠非但没有剿灭，还把四川扫荡了个遍。左良玉、贺人龙这两员大将都已不听他这个督师的招呼了，唯一听招呼的猛如虎又在开县大败。整个局面烂到这种程度，他怎么向朝廷交待？
忧心忡忡、压力山大，让五十三岁的杨嗣昌须发皆白，卧病不起。二月十一日，襄阳失陷、襄王被杀的消息传来，成了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呕血伤心，束身俟死，无他说矣”，心态完全崩了，病情迅速加重。三月初一，官船到达荆州沙市，他就在这一天去世了。
在崇祯的心中，杨嗣昌的地位甚至比被杀的襄王还要高。按照明朝法律，“陷藩”可是死罪，即使当事人死了也是要追究责任的。但老杨去世的消息传来后，崇祯非但没有追究他的责任，反而追赠他为“太子太傅”，并亲自为他撰写祭文。而对于雪片般涌来的攻击老杨的奏折，他也一概置之不理。襄王被杀，他并不难过，而老杨去世，却让他痛心不已。可眼下复杂的局势并没有给他太多的时间去伤心。因为就在此时，中原大地的烽火再次被点燃。而这次点燃烽火的人正是之前几乎销声匿迹的李自成。
崇祯十二年夏，李自成在商洛山中听说了张献忠罗汝才再次造反的消息，十分兴奋，于是便有了想重出江湖的想法。结果他刚一露头就被陕西三边总督郑崇俭给捶了回去，好不容易收集的老部下又都溃散了。李自成只好跑到秦岭山区躲了起来。到了崇祯十三年春，他听说张献忠已经挥师入川，于是又屁颠屁颠跑去，企图和老基友会合。结果张献忠已经在玛瑙山被打得大败跑路了，李自成找不到他，自己却反被官军围困在了鱼腹山中（今重庆奉节东）。
这次被困，是李自成起事以来最危险、最困难的一次经历。由于此时官军正追击张献忠到三峡地区，李自成的周围到处都是官军。大山之中，无粮可打，时间一长，本来就不多的部下死的死，跑的跑，已所剩无几了。
在这样的困境之中，李自成看上去已经是死路一条了。当时正洋洋得意的杨嗣昌派人去招安李自成，却被李自成把来使大骂一顿，表示自己宁可饿死在大山之中，也绝不向朝廷投降。如此爷们儿的态度，连杨嗣昌都不禁感叹李自成“真乃贼中最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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