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九九年到二零零二年的三月,是我度过打工生涯最稳定的时间段,在这近乎三年里,内地的家都很平安,事事如意平稳,注定能静下心来一门心思的打工、赚钱,期间虽然偶然也会有家里和老家亲人头疼脑热等小意外,但都因日常而没有从根基上动摇自己继续打工的想法。但从二零零二年春节过后农历三月的一个下午,一个突然来临的电话及随后发生事情,彻底颠覆了我对打工的想法及对人生的认识,一刹拉间终于领悟和体会到了另外一种境况。

一阵手机震动声从我办公的抽屉里传来出来,那刻正在埋头处理电脑图纸的我,停下手中活路拉开抽屉一看,来电显示,居然是内地老家大哥的手机号码。

“大哥,你好!有事吗?”因是下午上班时间,我嘴离手机听筒很近,且小声问道。

“我不是你大哥,我是你舅!”我惊诧道。大妈的弟弟,也就是我的舅舅,他!很少亲自给我打电话,而且那一刻竟还用的是大哥的手机,大哥此刻在忙什么?我一脸茫然而又诧异的听着。

“外甥,你别急,有件事情我和你大哥思量了很久,还是决定要此刻告诉你”语气缓慢而又掷地有声。

“你大妈病的很严重,此刻已经转院到了县城医院,医生说估计挽救成功的几率很小,你看你那边收拾一下,请假还是回来一趟吧!”。

我的脑袋轰隆一声,第一反应就是刚过春节还和大妈通过几次电话,不是好好的吗?咋几个月就突然成这样子了。我在反问自己的同时,脑海里顿时浮现出许多关于大妈的身影。

很明显,从舅舅的话语里我也听出了是最后通牒,如果是平时头疼热冷之类小问题,我觉得他们是不会这么劳师动众的通知我,更何况我是在千里之外!但从“婉转”的让我回去的口气中,我听得出与其说是舅舅在替大哥通知我,还不如说督促我动身回去。

随后,电话中我询问大妈病情的时候,我还能清楚听见电话那头旁边有人的抽泣声,猜出极有可能是二哥,这让我心一下变凉了许多,且迅急提到了嗓子眼口。我顿时急促不安起来,那头到底发生了什么?详细应该是什么?

因为我是在办公室,说话不方便,索性就拿着手机出了办公大楼,在空旷的厂区空地上,我把电话反拨过去给大哥。

“弟弟!妈的病估计是好不了了”大哥嗓子好像堵了块毛巾,低沉而又沮丧。

“我觉得你还是动身回来吧,你三哥乘坐的飞机,估计一会就该到咸阳机场了”,大哥继续说着。

我还能再说什么,看来大妈的病情比我估计还要严重,否则远在山东的三哥也被召唤回去。没什么再需要继续说的了,和大哥电话中道了别,我返回办公室,便开始收拾自己的办公桌,同时向王君组长说明了大致的情况。收拾当间,我下意识地看了一下办公室门口上方悬挂的石英钟,指针指向了当天下午三点五十三分,至今还记忆的时间!作为组长的王君,在得知我家中的不幸后,立刻催我动身准备,并安慰我手头的事情,他会安排别人去处理,让我放心回去处理事情。我很感激他,而且在我收拾的当间,他就替我打电话去香港,向经理Y.S说明情况,也得到随后的首肯。我写请了假条,在办公室门口王经理那里,履行完最后一道请假手续,便匆匆出了公司的厂区。

在公司大门口,我挡了辆路过的出租车,上了车,司机一脚油门,便风驰电掣般赶往东莞市区的飞机售票窗口。到了航空售票点,得知当天从广州和深圳两地飞往西安的机票均发售完,听到这,那刻心里就别提多焦虑和沮丧了。咋办?我在售票点外转悠了几个来回,没办法,就只好订了第二天最早的一班六点从深圳起飞的班机票。拿到预定票后,就立刻通过电话,把回去的行程告诉了在内地县城医院的大哥、二哥。在返回公司的途中,我就和出租车师傅约定好,让他第二天早上四点半就在公司大门口来接我,好趁早赶往深圳机场。

当天下午的晚饭,我吃了没吃现在死活也记不起来。晚上,不知发生事情的单位同事要约我去打台球,哪里有心思去呀!我就以身体不舒为由,早早把我自己关在宿舍里,每隔一会儿就给远在医院的大哥、二哥打电话,询问大妈那刻的病情变化。大概晚上十点多,在我们第五次通话中,二哥把他那头的手机凑在大妈的嘴边,他让我听听昏迷中大妈的气息声。电话听筒里,简短而又急促的哼哼声,强烈刺激着我的耳根,那已经不是正常人的气息声了,母子连心,那刻我眼泪不自觉的流了下来,大妈的喘息声中带着不规则的呻吟音。大哥说老人家此刻已经分不清什么了,就是沉沉的昏睡,听了这我的心就象卡在了嗓子眼里,也听见哥哥们在一旁微微的叹息声,我极力的一手捂着我的鼻子,生怕自己忍不住哭出声来。

后来,从哥哥当时的描述中,我得知大妈此刻已经转到了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中,而且又把手机凑到带着氧气的大妈跟前,一次次地让我听她的声音,那夜大妈的“哼、哼……”喘息声,象锤子一样敲打着我的胸口。我看不到她的容颜,却只能听到她痛苦而又艰难的气息声,我像个孩子一样,心里和眼里都在流着泪水。这样的煎熬与电话“陪伴”,让我一直到了凌晨一点多,那夜是难熬和忐忑的一夜,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大哥、二哥和三哥的确又是幸运的,羡慕他们可以陪伴在大妈身边,而我却在无尽的恍惚中,只回忆着她老人家的音容笑貌,想很久的事情,从小到大……。迷糊中,我何时合衣倒在床上,又是如何睡去的,无从知晓。唯有一声手机事先设定的闹钟声把我惊醒,我朦松的双眼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那刻已是第二天的凌晨三点半了,我又赶紧拨了个电话过去,接电话的是二哥,他小声的告诉我,大妈辰时后是近一周病情中睡得最安详的一个晚上,既没起夜也没有喝水,凌晨一点多还有了一次模糊的呼唤声,我悬着的心似乎释怀了少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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