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张讼师却始终保持冷静，他缓缓说道：“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但我那犬子若死了，你们又能得到什么？无非是与我张家结仇。冤冤相报何时了？我看不如坐下来好好谈谈，谈拢则罢，谈不拢就衙门见。到时我那犬子还不一定会偿命呢。”
顾氏听后更加愤怒，但李四和顾家兄弟却犹豫了。他们看见张讼师起身欲走，反而拦住了他，要求商议具体事宜。最终，在金钱的诱惑下，双方达成了协议，原告和被告串通一气，各执一词。
回到张家后，张讼师立刻为张文学开脱罪责。他巧妙地编造了一个故事：张文学牵着驴子行走时，驴子突然受惊乱踢乱咬，不小心将李家女孩踢死。张家愿意赔偿损失，并请求免去张文学的死刑。
当知县询问原告时，他们也按照事先商定的口径回答，说是驴子受惊伤人。按照大明律的规定，驴踢死人，驴主应被杖一百、流三千里。但在这个糊涂的知县看来，既然原告和被告已经私下达成协议并赔偿了损失，而且驴子受惊是意外事件，他便打算减免张文学的罪责。
然而，这个案子却引起了人们的质疑。事发闹市、人证众多，知县为何不提讯当事人、查明真相？更何况驴子踢死人这样的案件，难道不应该检验尸身以辨明真相吗？但糊涂的知县没有这么做，他的上司们也没有。就这样，这个案件在层层官僚的敷衍塞责下，竟然逐级通过了复核并申报了上去。
在明朝弘治年间，苏州城的一桩离奇案件，犹如一颗被抛入湖面的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这起案件，原本只是街头的一场争斗，却最终牵扯到了刑部和大理寺两大司法机构，甚至惊动了弘治皇帝。
案件一度在刑部搁置，那些昏庸的官员连卷宗都没看完，就草率地奏请对张文学处以杖刑一百，追缴二十两银子给死者家属。他们仿佛是在玩一场走马观花的游戏，全然不顾案件背后的真相。然后，这桩案件就像是被踢皮球一般，递交到了大理寺。
大理寺卿杨守随，这位以明察秋毫着称的官员，亲自审理此案。他不像之前的那些官员那样敷衍了事，而是认真提审了相关人犯，找来证人逐一核实情况。随着调查的深入，他发现证人所述与原被告的陈述大相径庭。这究竟是谁在说谎呢？
杨守随再次提审张文学，这恶霸起初还一味抵赖，只说是驴子受惊所致，与自己无关。但杨守随早已对张文学的为人了如指掌，对他的话嗤之以鼻。于是，他下令对张文学动用了大刑。张文学哪里受过这样的折磨？在一顿酷刑之下，他终于招认了，是自己踩死了那个无辜的女孩。
这一下，案件的性质彻底变了。原本只是一起意外伤害事件，现在却变成了故意杀人。更何况被害人是一个年仅五岁的幼女，这更加激起了人们的愤怒。大理寺决定在原有处罚的基础上加等，判处张文学斩立决，并追缴其家财产的一半给死者家属。
然而，刑部对大理寺的判决并不买账。他们认为大理寺严刑逼供，导致犯人胡乱指认。大理寺则针锋相对，坚持自己刑讯罪犯是合理又合法的。两个部门争执不下，弘治皇帝也犯了难。最终，他下旨要求各部门恪守职责，不得互相推诿。同时，他特意加了一句：“张文学，着即处斩！”
这起案件虽然告一段落，但它却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了明朝中后期政治的腐败和黑暗。张文学当众踩死五岁幼女的行为令人发指；而他父亲的所作所为更是助纣为虐，为儿子的死埋下了伏笔。从判案过程来看，知县不作为、各级上司尸位素餐的态度更是让人痛心疾首。这样的人浮于事的态度正是导致明朝最终走向衰亡的根源之一。
历史的发展从来没有偶然性，每一个微小的因素都可能推动历史的车轮向前滚动。如果当时的官员们都能恪尽职守、君主能励精图治的话，也许明朝的辉煌还能延续下去。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明朝最终走向了灭亡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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