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遗失七万元钞票对于那个女人而言应该是个较大的损失。

当她凭空遭受这个损失后最初的反应会是什么?向派出所报案。

不论她是认为自己遭到扒窃还是不慎丢失,都会向人民警察求援,这是解放半年以来大张旗鼓地宣传“人民政府为人民”在老百姓心目中所产生的效应。

因此,专案组认为有必要跟小郭姑娘捡到那个钱包所在地的派出所联系一下,看今天上午是否有人报失。

如果有这么一个报失对象,那就是专案组的运气了,派出所按照规定是应当把报失人的姓名、住址登记下来的。

专案组长周几水就让侦查员史溢向西门派出所去电了解。西门派出所的答复是:今天全天没有人来报失。

这样,专案组就觉得这问题似乎不那么简单了。

不过,这五位都是有比较丰富的侦查经验的,这还难不倒他们。桃树上不长果子,就到李树下去撞运气吧,于是就把注意力转移到了那张薛公馆的草图上。这张草图的纸张一眼就可以判定是从学生做作业的练习本或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上面有竖印的条行。

草图是用当时广泛流行的蘸水笔使用蓝色墨水画的,画得比较认真,不过从整体绘制情况来看,制图者肯定不是搞建筑出身,于美术显然也是外行。

侦查员用放大镜对草图进行仔细观察,本意是既然这是一张从练习本或者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那么其上一张纸上写过的字是否会在这张纸上留下印痕呢?

几个人轮流看下来,却什么也没有发现。

这条路没走通,于是就指望从绘图人所使用的笔和墨水上找到蛛丝马迹了。

绘图者笔法生疏,可是草图上的线条比较流畅,这可能是借助于其所使用的那支蘸水笔。

蘸水笔的价格低廉,其笔尖有两种,一种是金属的,一种是玻璃的,不管是哪种笔尖,通常一买都是一小盒,因为其使用寿命较短,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得调换。

绘制这张草图所使用的,应该是玻璃笔尖。

专案组讨论到这儿,侦查员康保法接到分局大门警卫室的电话说有个老工人来找你,说是你父亲。

康保法猛然想起今天是母亲的五十大寿,他已经给老人买了件衣服作为礼物,原先说好要回家给母亲祝寿吃寿面,后来领导通知让参加专案侦查,料想今晚回不去了,就往父亲供职的单位打了电话说了这事,让父亲下班时往分局拐一下,把给老妈的礼物带回去。

他一说,正要回自己的办公室取那件衣服,他的顶头上司侦讯股长文材生唤住了他,转脸对詹子兴说,我记得小康的父亲是印刷厂老工人,是否可以把他请进来给我们看看这张纸从印刷方面来说是否有什么讲究?詹子兴闻之连连点头。于是老康师傅就被请进来了。

老康干了将近四十年的印刷活儿,从木版、石版一直干到铅印,是个成都印刷行业中有点儿名气的技术人才。

当下,他一看就断言,这张纸是从成都“东升印刷社”印制的黑色硬纸封面的一百页笔记本上撕下的一页。这种笔记本生产数量不多,因为市场上需求量不大,通常被报馆、医院、公司作为工作记录本下发使用,也有少数私人作为日记本、账本使用。

根据上述情况,侦查员就作出了以下判断—一这种本子配合蘸水笔一起使用的形式,应该排除私人,私人作为家用的话很少用蘸水笔,因为蘸水笔蘸墨水时容易发生滴落,在家具上留下污渍。

这样,就只有老康所说的报馆、医院和公司了。

而这三种使用群体中,报馆的记者、编辑和公司的职员不大喜欢用玻璃笔尖的蘸水笔,因为玻璃笔尖书写时虽然流畅,可由于墨水只能存储于那弯弯曲曲的笔尖的缝隙间,书写量太小,没写多少字就得重新蘸墨水,这于他们的工作习惯不符合。

通常只有医院的医务人员才乐于使用玻璃笔尖,因为玻璃笔尖外形美观,书写流畅,写出的字干净隽秀,较金属笔尖来说,不易弄脏纸张,而且医务人员的书写量相对较小,不是做文章,也就不在乎多蘸几次墨水的麻烦。

因此,专案组认为应该先把全市的医院作为重点进行调查。

次日,6月29日,专案组五名侦查员穿便衣、持印刷公会介绍信,分头前往各医院、诊所了解使用老康所说的那种黑色硬纸封面笔记本的情况。

调查一连进行了两天,查遍了全市九十三家医院、诊所,果然如老康所说,大部分都是使用这种笔记本作为工作手册记载医疗情况以及交接班留言的,可是,并未发现哪家用的本子上有缺页现象。

6月30日晚上,专案组开会汇总调查情况。

大家意识到这两天时间似是白费了,心里难免不爽,但还是得打起精神商讨下一步如何进行。

侦查员华逸峰提出—个调查方向:调查锁匠!

前面说过,被小崔姑娘捡到的那个女式钱包里有三样东西:

钞票、草图和两把钥匙。如果说失主丢了那七万元钞票可以忽略不计,不去派出所报失,那么,她丢失了钥匙总得解决吧?怎么解决?

要么重新买锁,要么找锁匠配钥匙。

一般说来,失主会选择配钥匙。因此,华逸峰提议通过锁匠查找失主下落。这个提议获得了大家的赞同,于是决定第二天分头出去走街串巷访查锁匠。

这一步棋,竟然只走了半天就有了效果!

7月1日上午,专案组五名侦查员全体出动,分头访查锁匠。侦查员史溢在访查到第一区和顺街上的老锁匠吴天聪时,对方看了看他出示的那两把钥匙的图样,马上说有人在三天前的下午找他配过这两把钥匙。

配钥匙的是住在附近的—个被人们唤作“金宝嫂”的女人,这是一个三十三岁的家庭妇女,平时买菜什么的经常从老吴的摊头前经过,总是笑嘻嘻地朝锁匠点点头打个招呼。时间稍长,老吴跟金宝嫂也熟悉了。

金宝嫂可能比较空闲,在家里时不时整点儿小吃,有时还会带点儿过来让老锁匠尝尝。老吴呢,有时也就帮对方免费处理一些跟其手艺相关的零星活儿,铝锅磕出了瘪坑给敲敲平、晾晒衣服时用的叉子断了给钻几个洞眼用螺栓和铝皮加固一下之类,有一次还应邀去她家里把几块松动的地板砸了几个钉子。

老吴记得,金宝嫂家里收拾得很干净,她那六十多岁的婆婆和十一岁的女儿对他也很客气,不过没见到她丈夫。从挂在客堂迎门墙上的那张全家福上看,金宝嫂的丈夫是个斯文人,从事什么职业就不知道了。大前天金宝嫂拿着两把钥匙让各配一把,老吴放下手头的活儿,立刻给她配了,当场交给她拿走的。金宝嫂照市价付钱,老吴客气不受,她执意要付,把钱放下后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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