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由于战事发展超出预先的预料，“军统”的这期特训班只开了一个多月就歇菜了。
戴笠下令，青训班全体学员转往南沙省云陵继续训练。
转移途中，陈达开在嘉江境内患病掉队，半年后赶到云陵时，只能参加第二期特训班了。
没想到的是，他在第二期特训班还是不得安生。
“军统”的审查非常严格，对于参加“团体”时，没有保人的对象更要仔细审查。
陈达开的问题主要是其掉队脱离集体的半年期间究竟在干什么，是否跟日伪方面有关系。
因此，他不但被禁止参加训练，还被软禁起来接受调查。
根据陈达开的自述，“军统”派员赴已被日军占领的浙江一带实地调查了三四个月，终于查明他没有问题，准许继续参加训练。
这样一番折腾，陈达开的资历就受了影响，于日后的晋升颇为不利。
特训班毕业后，他被派遣到“军统”上海区上海站，以在京南路开设电器旧货行为掩护收集了大量情报。
上司也认为他“立下了汗马功劳”，可因为资历不够老，不过是少校军衔。
抗战胜利后，“军统”裁减特务，一部分特务复员，一部分特务去搞“三产”，还有一部分甚至进了荣军院学习技能靠劳动吃饭。
只有宋陈达开像是被忘记了似的，没有人来找他，不安排工作，也不交代出路，薪饷却是每月照发。
而且当初用“军统”的钱投资的电器旧货行所挣的利润，也不像抗战时那样让他上交了。
在京南路上的同行眼里，陈达开活脱脱就是一个生意人，只知埋头赚钱，从不过问政治，甚至连《中央日报》也不订不看，只是偶尔买份《申报》随意翻翻。
其实，“团体”根本没有忘记宋斯陈达开。
抗战胜利不久，“军统”上海区解散前，毛人凤受戴笠委托来东海开会商量善后事宜时点名留下的隐藏特务名单中，就有陈达开的名字。
而且排名第三——足见上边对他还是蛮器重的，估计主要是看中了他的职业身份掩护的有利条件。
在这种状况中，陈达开过了三年多平静日子。
直到1949年2月中旬一个寒风凛凛的夜晚，随着一位从南京赶来的“保密局”上校的出现，京南路上同行中有点儿小名气的陈老板终于结束了被雪藏的生活。
这位上校姓王，他通知陈达开，据本部秘密会议决定，陈达开将作为潜伏人员留在东海开展情报工作，其职务是“中华民国国防部保密局华东直属第六情报室中校主任”，其主持工作的机构简称“七室”，他的代号是“老七”。
这位王上校看来也是情报特工出身，记忆力超人，张口就报出了分派给陈达开领导的六名潜伏特工的姓名、住址、职业、联系方式以及简历等，其熟悉程度，就像那七名特务是他的家庭成员似的。
陈达开也不是吃素的，边听边点头，边点头边记在脑子里，等对方说完问他“听明白了没有”时，他不慌不忙复述了一遍。
王先生微笑着翘起大拇指：“陈老板果然了得，名不虚传啊！如此，兄弟就完全放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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