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年初的省行工作会议上，梓涵所在的支行依然风光无限，绩效考核排名前三。
能够在这样一个不平常的一年取得如此的好成绩确实不易，对此，梓涵感触最深了。
过去的一年，他好像坐过山车：他似乎从充满了希望的开端，从事业的巅峰一下子就落入了人生的“低谷”。
梁副行长的突然自杀，外派纽约工作希望的破灭。紧接着，中纪委找他调查赞助费的事情，之后他又经历了几个月的配合省纪委调查，期间甚至被关了两天……这些事情都是他自己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这些对于他内心触动之大，真是无法用言语表达清楚。
在省纪委调查阶段，他的情绪曾经一度陷入了极端的负面，当时，他因为担心自己说不清楚，担心自己为了华都银行的工作“顶了雷”，他害怕自己把事情搞砸了，弄不好会锒铛入狱，他感觉自己可能从此以后就身败名裂了。
他曾经这样想过：如果自己解释不清楚，或者省纪委坚持认定这就是行贿，与其身败名裂，还不如像梁行长那样一死了之，这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梓涵和老谭说过这个想法，他听后立刻批评梓涵太幼稚、没有一点定力：你想过没有？假如你这样一死了之，值得吗？假如结果像你想的那样，是个最坏的结果，假定华都银行没有人帮你，人家一定要抓你，能怎么样？不干这个支行行长又能怎么样？你有律师资格，自己就不能创业了？路多着呢！
梓涵考虑问题比较悲观，凡事总喜欢往最坏的方向想，甚至臆想一些子虚乌有的事情，这的确不是一种积极进取的态度。
但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经历了这种事情，尤其是华都银行的领导在这件事情上对梓涵漠然的、公事公办的态度，他不由得想到：自己一定要有退路，我要外派，不能在这种环境里混吃等死。
还有就是孩子上学的事情，虽然他被黄副校长戏弄了一番，但这事情也算是翻篇儿了。可是，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责怪他人的不对，最终还是他自己不懂得如何教育孩子，不懂得如何选择补习班，不懂得如何参加五大名校的入学考试。
他的孩子自从上了中学以后，表现出来十分明显的焦虑。他也感觉所有同龄的孩子都在“卷”，孩子们要利用周末或者晚上时间，去上各类补习班，而且还需要完成学校布置的、没完没了的家庭作业，孩子们快乐的童年早就结束，似乎这样的学习生活方式，已经成为这个年代孩子们的标配。
他到支行工作以后，就更没有为了孩子的学习能够付出的时间，眼看着孩子们即将进入第一个人生大考——中考，作为家长，恐怕要早点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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