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令也有些唏嘘:“朱大人，其实在这之前，陛下试了很多次了，在大人在山东的时候，陛下曾经派人在江南多地宣扬蒸汽机的妙用，可是派出去十多波人，都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麻烦，有三批人尸骨无存，还有两批人现在还在牢狱之中。”
“陛下还在湖北河南等地，派了一些流民过去，诉说红薯普及之后，地价将不保，可是最后还是一样的结果。”
“朱大人，陛下想的要更多，圣旨好下，命令好下，可是能不能执行下去，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如今陛下不过是投石问路，还只是在乡里县里宣扬而已，可是就连这样的小地方，都有这样的阻力，那就更加不用说郡城府城了，陛下让奴才告诉大人，大明二百六十年，一切规制都已经成了，现在想要改，太难了。”
朱威点头:“改革确实难，从古至今，大多数改革，都是落得个人死政灭的下场，所以改革之事，要慎之又慎。”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特别的政治现象，那就是无论是何时何样的改革，都是以自上而下的形式铺开，即以统治阶层，或是官僚来主导推进的。比如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新朝的王莽改制，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再到唐朝的二王八司马改革，北宋王安石变法，明朝张居正改革，清朝洋务运动，无一例外，无是自上而下起。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
这就涉及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即“官智未开”。
官智未开是相对于民智未开而被提出来的，也就是说，民智未开固然影响政治体制改革，官智未开则同样影响甚至更大。
毕竟，如果官智已开，如果官方有足够的权威，强力政改，同样可以推行不误，民众被动执行就是了，当改革侵害了民众的暂时利益，他们没有办法反抗，想到通过阵痛可以换取将来的长远幸福，也就接受了改革，改革就可以开创新局面。
因此，民智开不开，绝对不是影响政改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历史上，多数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极少自下而上，下面的改革要是得不到上面的支持和推广，基本上行而不远，一旦支持推广，就已经变成自上而下了。
官员有文化，信息又较一般人灵通，视野更开阔，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历史上的改革者，都是身处权力中心的要臣，改革便由他们来自上而下的推行。
但是如果官智未开，要想改革就比较麻烦了。首先改革几乎无从提起，提起了，也因人家不解风情而无动于衷，毕竟权力在官方，而非民间，如果靠权力推动改革，只有依靠官方。
不过，相对民众而言，官僚更清楚政治运行的状况，政治改革对国家民族的重要作用，在传统中国社会，读书人才能当官，而读书才有文化，官僚阶层远比平民阶层有文化，官智高于民智当是普遍现象。中国古代的文学家，大多来自官僚阶层，就是因为官僚能识文断字，有文化，又有闲情逸致，才会成为文学创作的主力军。
中国历史上因为官智未开而阻碍改革的事例是很多的。比如商鞅变法时，反商鞅的官宦阶层的力量是很大的，最终商鞅也被车裂而亡。再看明朝的张居正改革，他所推行的改革其实使明朝回光反照了，但是以万历为首的利益大批统治者对张居正的改革视而不见，最终使改革的成果付之一炬；戊戌变法的时候，改革的步伐很谨慎，官老爷一点点利益都不让，民众莫之奈何；到了清末新政，社会危机已不同于从前，改革的目标大了很多，官老爷仍然一点点利都不想让，但这个时候，民众不再莫之奈何了，他们选择了反抗，干脆把你们手中的利益全部都抢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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