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军争的胜利，战后的安抚处置更重要。
因为如果安置不当、无法根绝日后再度反叛的基础，那就意味着战事白打了。
入城之后，先让镇护部接手城防、将投降的辽东兵卒悉数约束在兵营内严加看守，夏侯惠与毌丘俭便开始合计着如此善后的问题。
首先就是公孙渊家族的处置。
这点没有什么好商讨的，除了被囚禁的公孙恭之外，不分男女老少直接夷族。
毕竟是称王了嘛。
且若不是公孙恭患有隐疾去势成为了阉人且被囚禁，都不可能逃过一劫。
其二，是公孙渊称王之后所置公卿的处置。
依着朝廷法度，他们同样要迎来夷族的命运，但夏侯惠有不同的看法。
他觉得这些接受了官职的伪公卿，杀了就杀了，但没必要将他们的家族也覆灭，直接将他们迁徙去辽西郡的临榆县充当为边军屯田供粮秣的士家就好。
这种处置同样适用于公孙渊在军中的嫡系死忠与姻亲以及高级将率，比如卑衍等。
幽州苦寒、地广人稀。
与其将之诛杀殆尽，还不如将他们榨出最后一点价值。
说得更直白一点，是保障一个国家国力强盛的基础，并非是儒家口中所说的百姓安居乐业，而是在于这个国家能完全控制多少人口。类如牛马那般予取予求的穷人，才是权贵阶层最大的财富。
其三，是高句丽属兵与韩濊仆从军。
这些依附公孙家族的、类如雇佣兵性质的外族，先前几不与魏国有接触，双方也缺乏了施之恩义收其心的基础，且为了避免他们日后叛逃归去故国成为辽东的祸害，最好的办法就是效仿昔日武帝曹操迁徙三郡乌桓的做法。
将他们以及家眷皆迁徙归去幽州或冀州安置，以一户出一丁的标准征兵。
只需要数十年的时间，他们即使没有被战事给彻底消耗殆尽，也会被中原文化给彻底融合了。
其四，是那些与伪公卿们沾亲带故的豪强之家与门生故吏。
依着庙堂讨贼的惯例，这些人也会迎来连坐清算，严厉点就是斩首或流放、宽容点则是抄家或罚金。
哪怕连坐制会导致冤屈，也不能姑息。
因为他们也是公孙渊称王的收益者，若不施予惩戒，将无法宣昭庙堂有罪必究的威严。
但夏侯惠觉得可以从轻发落。
只需效仿前汉时期的“陵邑制”，将他们举家迁徙离开辽东就好了。
带着家产迁徙入中原腹地的他们，会促进当地的繁荣，也能空出许多田亩与牧场，留给驻守在当地的兵马屯田自给，节约朝廷维护辽东的军费。
如让夏侯霸所督的两千郡兵与三千士家新军来屯田，就能极大的缓解，朝廷维护其他留下来驻守幽州边军的军费开销了。
诸如以上，凡是被诛杀或迁徙离开的家族，他们家中的徒附佃户与仆婢，皆不允许带走，而是留下来被官府编户落籍，在废弃的辽东属国画地安置。
这种做法，不是仅仅为了为国添户那么简单。
而是效仿秦汉以来徙民屯垦戍边的政策。
辽东四郡孤悬在海东，因为有伴海道与辽泽的存在，一直与中原的联系十分脆弱，是一个极容易滋生野心、割据自立的地方。
若是不将辽西郡的伴海道、辽东属国经营起来，加强辽东四郡与幽州、中原的联系，日后还是会滋生不臣的。
再者，这也是为了防备鲜卑部落坐大的考虑。
自从三郡乌桓被覆灭后，白部鲜卑就南下了，在辽西郡北部盘桓了，农牧皆宜的辽东属国若是一直无人定居，哪能不吸引其他鲜卑部落南下呢？
而他们南下了，不就是切断了幽州与辽东的联系了嘛。
所以，将那些徒附与仆婢安置在那边，就是很好的选择。没有人甘愿自己的后代也为仆为婢，魏国给与了他们当人的机会与恒产，他们就会成为魏国的死忠、守护疆域的屏障。
这些提议，毌丘俭想了想，似是也挺有道理的，便也没有反驳什么。
虽然他觉得事情有些复杂且执行难度大了些。
但挟大胜之威，可令士庶不敢不从；而趁着讨伐大军归师时，将那些迁徙的家族带回去，也不多费多少力气。
最重要的是，囤积在辽燧的粮秣，足够支撑夏侯惠这些折腾之举。
只不过，夏侯惠接下来的提议，他就无法认可了。
因为夏侯惠以天子诏令中的“辽东将吏士民为渊所胁略不得降者，一切赦之”为由，打算对军中低级将率与官吏网开一面。且还打算从投降的辽东军中，选拔出一部分继续为卒，用来维护各郡县的治安与抵御高句丽、韩濊的侵扰，余者则是遣归桑梓、卸甲归田。
毌丘俭听罢，第一个念头是夏侯惠感染风寒发热在说胡话，第二个反应则是想问一句他是不是夏侯渊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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