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铁炮”就已经克服了其固有的缺陷。事实上，在“长筱之战”中，织田信长的胜利并非单纯依赖“铁炮”，而是凭借“铁炮”与“三段击”战术、“拒马栅栏”的结合才得以实现的。
例如，在“长筱之战”两年后的明朝万历五年西元1577年9月23日，上杉谦信就在“手取川”之战中击败了由柴田胜家率领的织田家的“铁炮部队”。由此可见，此时的“铁炮”倭铳还不是一种具备决定性意义的“新式武器”，而更多需要与战术、地形等因素相结合，才能发挥出其实际应有的战斗力。
然而，不论“铁炮”的缺陷如何严重，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确改变了古代日本传统的作战模式。随着“铁炮”的传入，使原本的步兵“足轻”更为受人重视。“足轻”原本是失地农民，被临时征召雇佣所组成。
在“铁炮”传入后，其逐渐向正规化和职业化转型，且各地“大名”们都先后装备起了“铁炮足轻”、“长枪足轻”、“弓箭足轻”，并探索他们与骑兵的配合之道，并且也去的了相当大的成就，至少战力比朝鲜军强。
等到了明朝万历年间的“朝鲜战争”爆发时，昔日连“火药”为何物都尚不知晓的日本，已然成为了一个“火器强国”，其军事实力至少能碾压周边的朝鲜和琉球，若无明朝亲自派兵参战，朝鲜恐怕早已被灭国。
爆发于明朝万历二十年西元1592年的“壬辰倭乱”，一开始就让“火器”成为了战场上的主角，但没过多久就被平定。接着，日本兵依仗先进的“铁炮”，仅用两个月就从韩国的釜山一路打到了朝鲜的平壤。
在明朝万历二十年西元1592年的“平壤之战”中，日军用“铁炮”轻松射杀城墙上的李朝守军，因为李朝守军使用的弓弩射程远不及日军的“铁炮”，于是，日军轻取平壤后，继续向中朝边境的“鸭绿江”推进。
第二年的2月8日，赴朝抗倭的明军发起了“平壤战役”。在战斗中，日军在城墙上做“土壁”，并多穿射孔，用“铁炮”从射孔向外发射弹丸，令明军伤亡惨重。当时，明军的“火绳枪”在射程上不及日军的“倭铳”。
然而，明军在“重型火器上”占据绝对优势。于是，明将李如松便调集了120门“将军炮”与20门“虎蹲炮”对日军展开持续炮轰。由于“铁炮”倭铳到底不是真正“大炮”的对手，因无论是射程还是威力都没法比。
最终，在“火炮”助攻下，明军实现了对日军在火力上的完全压制。例如，在李朝的官方史书《李朝实录中，就有明军“火炮”对日本“铁炮”的记载，并对明朝火炮的战斗力有这样一番描述：“倭铳之声虽四面俱发，而声声各闻；但天兵之炮如山崩地裂、山原震荡、响彻天地、山岳皆动......”
事实上，并不存在明朝中后期的“火器”水平落后于日本之说，只是当时明朝和日本各自的火器发展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虽然明军在“单兵火器”的生产技术和战术应用上的确已不及日本，这主要是因为明军和日军各自的作战环境和长期敌人不同所致。明军面对的是北方游牧骑兵入侵，日军则是国内军阀混战。
由于日本的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远不如明朝，因此，在“战国时代”的日本，其国内涌现出六十六路不同的诸侯大名势力割据混战，可想而知，每个地方军阀的地盘能有多大？犯得上发展重型“火炮”么？
事实上，日本的“战国时代”尽管打得火热，但总的来看，其战争规模相对有限，因此极为强调单兵作战技能。是故，由“火绳枪”改进而来的“倭铳”等“单兵火器”自然成为适合于日本战国大名混战的神兵利器。
然而，相比之下，明军更擅长于集团冲锋，并在与北方游牧骑兵大部队交战时寻求更大范围的杀伤性武器。因此，明军在“火器”研发方面侧重于发展“火炮”等重型火器，同时也发展出“水雷”、“地雷”等炸弹。
明朝“戚家军”装备的“虎蹲炮”长二尺、重量达三十六斤，可发射五钱重的铅弹。相比之下，日军的“铁炮”只能发射二钱重的铅弹，很显然日本所谓的“铁炮”其实就是放大版的“火绳枪”而已，还并没达到真正意义上所谓“炮”的级别。相比于明军传统的“虎蹲炮”而言，日本的“铁炮”倭铳威力自然就会大打折扣了。
此外，到了明朝后期，明军在引进了“西洋火器”的基础上，仿制并改进而成的“佛郎机”、“红夷大炮”等“重型火炮”的威力就更为突出了，而日本在这方面则始终未制造出真正意义上的“火炮”，直到“明治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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