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隋朝的隋炀帝大业三年西元607年,其王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贡。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至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
隋炀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明 年,上遣文林郎裴清使于倭国。度百济,行至竹岛,南望“身冉”罗国,经都斯麻国,乃在大海中。又东至一支国,又至竹斯国,又东至秦王国,其人同于华夏,以为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经十余国,达于海岸。自竹斯国以东,皆附庸于倭。
倭王遣小德阿辈台,从数百人,设仪仗,鸣鼓角来迎。后十日,又遣大礼,哥多毗,从二百余骑郊劳。既至彼都,其王与清相见,大悦,曰:“我闻海西有大隋,礼义之国,故遣朝贡。我夷人僻在海隅,不闻礼义,是以稽留境内,不即相见。今故清道饰馆,以待大使,冀闻大国惟新之化。”
清答曰:“皇帝德并二仪,泽流四海,以王慕化,故遣行人来此宣谕。”既而引清就馆。其后清遣人谓其王曰:“朝命既达,请即戒途。”于是设宴享以遣清,复令使者随清来贡方物。此后遂绝。
到了唐朝,带方州刺史曾多次主动与倭国联系,并改善了两国的关系,为中、日恢复邦交、促进文化交流提供了契机。不过,因在唐高宗年间,唐军与倭军在朝鲜“白江口”交战中大败倭军,导致关系紧张。
从东汉到隋朝以前,朝廷和倭国总体上来说,是册封与被册封的关系。根据《宋书上记载:“倭王赞死后,珍、济、兴、武四个继任者都曾经遣使贡奉,并求中原朝廷宋朝授予倭国自己提出的封号”。
但是,西元7世纪初,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以前有了很大提高,其国力的增长也使得当时倭国对海西中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体现 在了当时隋、倭两国的交往当中。
在《隋书?东夷传中的“倭国条”里就记有倭国的国书:“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到了唐高宗年间时,倭国还曾与唐朝在“白江口”海域发生过一场大海战,但却以倭国水师海军惨败告终。
倭国从遣隋使开始,决定修改对外使用的国号,主要原因是因为觉得自己的国名不雅,根源是缺乏自信。因为在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有“夏民居中, 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概念,而倭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在地理位置上“近日所出”。所以,倭国强烈要求外教上更改国名为“日出之国”,即日本。
倭国从决定修改对外使用的国号,到向唐朝通告更号事宜,再到最终获得唐朝的承认,这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因在“白江口海战”中,倭国遭遇惨败后,便开始自我反省。
最迟在“倭王”天智八年(西元669年),倭国已经决定把对外的国号改为“日本”。至于改号的原因,往远说,可能是与隋、唐以来,倭国争取对等外交的愿望有关;往近的说,也不排除通过改变对外的国号来消除“白江口海战”中惨遭失败后,其在东亚国际格局中的消极影响这种可能。
所以,在西元668年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政权被唐军攻灭后,日本在西元669年便遣使入唐朝贺。这次“遣唐使”在朝见唐朝官方时,很可能就已经向唐朝提出,要将“倭国”对外改称“日本”的事。此事在《古今图书集成上有记载:“咸亨元年西元670年,倭人始更号日本,遣使贺平高丽。”
但是,倭使的提议可能最初并没有被唐朝所承认,例证便是在《善邻国宝记中。郭务悰出使倭国时所携带的国书中有“大唐皇帝敬问倭王云云”。(关于《善邻国宝记中所引“天智天皇十年唐客郭务悰等来聘,书曰:‘大唐皇帝敬问日本国天皇云云’。”
有后世的日本学者认为,是日本国内有意篡改了西元671年唐朝国书中“倭王”的称谓。笔者认同这种观点,郭务悰出使倭国时所携带的唐朝国书,很可能就是“大唐皇帝敬问倭王书”。
此处既称“倭王”,可见唐朝并没有很快就承认“倭国”更该新国号。至于唐朝之所以没有很快就承认“倭国更号”这一事件,很可能与不久前的“白江口海战”后,唐朝对倭国所形成的不良印象有关。、
郭务悰回国后不久,倭国就爆发“壬申之乱”。天武天皇上台后中断了与唐的外交关系。只是到了文武天皇大宝元年(西元701年),日本才决定与唐朝恢复外交关系,派出了以粟田朝臣真人为首的代表团使唐。
可能正是从此次往来开始,中国唐朝也才正式承认了“日本”这个新国号的“合法性”。由于当时唐高宗患有偏头痛,改为皇后武则天主政,所以才有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上“武后改‘倭国’为‘日本国’”之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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