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讲到此时空的明朝决定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主要目的就是掠夺其海量白银，因为明朝太缺钱！
从十五世纪开始，西方的老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就一直在致力于“开辟新航路”，而欧洲人之所以迫切的需要开辟新航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想和中国进行贸易，因为欧洲人很钟情于中国的丝绸、茶叶和瓷器，同时也对亚洲其他国家的香料、漆器有很大的需求，如南洋各国的香料、波斯宝石、日本漆器。
于是，西班牙和葡萄牙是欧洲国家中进行海外扩张的急先锋，尤其是葡萄牙在摆脱西班牙统治后，完成民族统一与国家独立之初便建立起了一支强大海军，由此开始了海外扩张之路，并最先来到东亚地区。
早在西元1415年，葡萄牙的亨利亲王就带领葡萄牙的海军攻占了摩洛哥的休达港，并迈开了葡萄牙海外扩张的第一步。到了西元十五世纪末，葡萄牙人就已经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将触手伸到了亚洲。
到西元十六世纪初，葡萄牙人的贸易帝国已经从印度洋扩张到了南海地区，沿着当年“郑和下西洋”的航线来到了中国明朝。此后，葡萄牙就以印度果阿、南洋马六甲、中国澳门为据点，垄断了亚洲的贸易。
在这其中，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药材等商品，以及马六甲地区的香料，都经由葡萄牙人运往欧洲，而大量的白银则经过葡萄牙人的商船也流入了中国。如此一来，阴差阳错缓解了中国市场“闹银荒”。
西班牙人紧随葡萄牙人之后，在西元1521年抵达了菲律宾岛。当时，菲律宾群岛上各方势力与中国有着较为密切的贸易关系。于是，西班牙人因此看到了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商机，并开始和葡萄牙人抢生意。
在西元1565年，西班牙人在菲律宾与墨西哥之间开通了一条商业航线后，由美洲往菲律宾输送白银，再经由菲律宾与中国进行贸易，用大量的美洲白银来换取自己所需要的中国商品，以打破葡萄牙人垄断。
到了西元1574年，这条横贯太平洋的“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航线正式投入运营，其运营历史竟然长达二百四十一年之久，直到墨西哥独立！在这两百多年中，这条航线每年通航的船只数量为二十到六十艘，每年为中国提供四万比索的关税以及超过一百六十万比索的贸易额，这使得巨额的美洲白银因此流入中国。
除了西、葡两国之外，在东亚地区，朝鲜和日本也是中国白银输入的重要来源地。朝鲜本身有着丰富的白银储备。因白银充足，朝鲜的金、银比价一度徘徊在1:11左右，而明朝的金、银比价却是1:6上下。
两国的金、银比价差距较大，朝鲜银贱而明朝银贵。朝鲜商人看到商机后，来中国进行贸易，用其廉价的白银换取中国商品，再回国贩卖，并以此来牟取利。因此，朝鲜的白银通过跨国贸易大量输入明朝。
日本也是一个富产白银的国家，其岛内拥有石见、秋田、佐渡等众多的银矿，不仅储量丰富，而且品质优良，使得日本一度有“银岛”之称。在十七世纪时，日本又引进了“灰吹法”这一先进冶炼技术，极大提高了日本白银开采效率，使得日本白银产量迅速增加。因此，日本白银产量曾达到世界总产量的四分之一！
但是，因为“倭寇”常年袭扰明朝沿海地区，以及日本曾参与过“胡惟庸案”的原因，使得明朝在“隆庆开关”后却铭文规定不得与日本进行贸易。这让日本坐拥银岛，钱却花不出去。这时，葡萄牙人看到了商机。
葡萄牙人在中日两国间承担起一个媒介的作用，因为他们将购买的中国商品运到日本出售，再将从日本获取的白银运到中国交易，以从中间赚取差价。于是，从西元十六世纪到十七世纪，葡萄牙人从日本运出了至少价值一百万金币的白银输入中国。当然了，明朝对此乐见其成，因为又可以有大量白银收税了。
不过，葡萄牙与日本之间的繁荣贸易却让荷兰人看了眼红，于是也主动去与日本进行贸易，毕竟日本的折扇、漆器和茶叶等物在欧洲還是大受歡迎的，因為中國自從發明了瓷器之後，对漆器的生产变少了。
通过美洲、欧洲、东亚地区的白银输入，明朝社会上流通的白银就越来越多，这为明朝彻底解决“钱钞本位体系”的问题带来了一个新思路，并催生出了“银本位”的货币体系，那就是“一条鞭法”的制定与实行。
但让明朝皇帝们没想到的是，这一新的货币体系所带来的问题同样很严重，因为中国首先是个“贫银国”，而白银并非如“铜钱”一般为国产“主权货币”，乃“舶来品”，其发行权不在明朝官府，而是对外贸易。
因此，一旦中国王朝的法定货币被“白银化”之后，在“闭关锁国”或政局动荡时，白银很可能摇身一晃，就从“救命丹”变成“催命符”，因为朝廷手里掌控的白银太少，只能通过苛捐杂税和卖官鬻爵来获取“钱财”。这就不仅使朝廷的财政快速滑向崩溃，而且还会引发社会道德愈发败坏，让人性的自私与丑恶展露无疑！
首先说，白银变成当时社会的主流货币，这对明朝的货币政策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以往的“钱钞本位”的特点在于，其是由国家垄断，是国家用来进行经济剥削的工具。但货币白银化之后，朝廷无权铸钱。
所谓“钱者，特天子行权之物耳，上之威令果行者，虽沙砾可使趣于珠玉，桑楮可以肩于锦绮，片纸只字飞驰于天下而无凝滞”。但明朝的货币被“白银化”之后，这一局面得到根本性改观，原因在于明朝官府无力掌控白银的产量，只能依赖于对外贸易。但明朝的对外贸易却掌握在民间富商手中，而不是大明朝廷。
这好比后世的世界各国，虽然在“经济全球化”中也得了“好处”，但因“超级大国”的货币“全球化”，以及各国产业因与“国际接轨”而被gdp 或gnp数字化，导致各国本币被国际金融资本强势排挤甚至抄底收购。
于是，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成果就成了为“超级大国”作嫁衣裳，被人家的“金融资本”通过“大放水”和反复加息以回流资金来“薅羊毛”与“割韭菜”，即使各国人均gdp能做到 全球第一，但普通百姓该穷还得穷！
言归正传。由于“铜钱”与“宝钞”都是自上而下所发行的货币，而“白银”的货币化进程却是自下而上，由民间推动，因此，专制权力对货币的垄断权由此丧失。这就造成了明朝财政收入被“白银”绑架，只能依靠外贸。由此带来的影响，是国家无力操纵货币的比价与舍弃，其价值变动完全在于市场经济的波动范围。
这对于只有经济市场经济来说是好事，因为大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尤其是处于“商业”阶段的“资本主义”，甚至能越过“工业”发展阶段，直接进化成“金融资本主义”，也就是后世俗称“高利贷帝国主义”。
于是，从西元十五世纪中前期，明朝放开“银禁”之后，由于明朝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就有了持续的稳定的白银输入，故在此后的百年中，白银的购买力是稳定的，且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因白银的输入，原本由“宝钞”导致的“恶性通货膨胀”就此缓解，进而使明朝的商品经济因此获得极大的长足发展，到处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甚至连“高利贷金融资本主义”也在全国各地出现，如钱庄、当铺。
明朝的经济繁荣地区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以及南方地区，因为这些地区通过出产茶叶、丝绸、瓷器、药材等而进行大宗商品交换，也正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大规模商品化生产，促使明朝货币被快速“白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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