衙役一
由于以上原因，古代的各级官员一般学习能力特强，也特会考试，是官员兼学者的角色，但做事可就不一定在行。其中不乏高分高能者，也肯定有不少高分低能者，不太会做具体的事情。再加上官员的流动性很大，在任职内，对地方还不怎么熟悉就要调离了。而且，他们主要是批阅文书、迎来送往、审理案件等，那些催征钱粮、锁拿嫌犯、整理文案等琐碎的事，自然耻于搭理，不屑一顾。官员干不了，或者不屑干的事，就一股脑交给临时工去办理。
衙门里的临时工，通常称为“吏役”、“胥吏”，具体名称各种各样，有掌文书工作的“吏书”，有专司缉盗的“捕快”，有看管监狱的“衙役”等。瞿同祖先生将其归纳为“书吏”、“衙役”、“长随”、“幕僚”等四类。幕僚是知县聘请的私人顾问，专门为其出谋划策，或起草一些重要文书，地位较高。其他则是当差的，地位较低，不但当官的看不起，普通老百姓也瞧不起，把他们视为贱役。在一个县里，大概有一百多的吏役。如平乐县，据史料记载，在知县手下听差的有“吏书十二名……门子二名……皂隶十六名……马快八名……民壮五十名……灯夫二名……看监禁卒八名……轿伞伞夫七名……库子四名……斗级四名”；在县丞手下听差的有“门子一名……皂隶四名……马夫一名”；在教谕手下听差的有“门役三名……斋夫六名……膳夫二名”；在训导手下听差的有“斋夫六名……膳夫二名”；在典史手下听差的有“门子一名……皂隶四名……马夫一名”。合计县衙共有临时工有14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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衙役二
这些衙门里的临时工，做的是具体细碎的工作，成天跟老百姓打交道，催收钱粮本身就讨人嫌，再加上有些还盘剥百姓，老百姓自然不喜欢，称他们为“污吏”，跟“贪官”并称；也有的叫他们“蠹役”。“污”即不干净，“蠹”即是蛀虫。衙役害民，花样繁多，最主要的是巧取豪夺。比如粮册掌握在吏役手中，谁有多少土地，谁该交多少钱粮，县太爷有时是一抹黑的，全由衙役说了算。有钱孝敬的，可以把该人名下的钱粮划归别人名下。因此，到清末民国时期出现了“有田无粮，有粮无田，田多钱少，田少钱多”的怪现象。有些衙役，借办公事为名，向城里商铺店家索要货物，低价强卖，无理赊账。他们下乡，也向乡民横索酒食、鸦片烟、夫脚等费，多至数十千文。老百姓对此是恨之入骨，可是对他们又无可奈何。一旦某位吏役因犯事而被处理了，老百姓心中不知有多痛快。就算传说某个吏役遭报应了，也高兴得不得了。据记载，道光年间，容县有个叫陆朋的衙役，下乡办案，向某家索要钱物，某家家里太穷，拿不出钱来，只好卖掉一个女儿，把钱给他。陆朋背着钱走到一个叫大板桥的地方，忽然雷电交加，“霹雳一声，霆光缠绕”，将他肩上背的钱烧得通红，嵌入肉中，就好像被处以“炮烙”之刑一样。他急忙想把钱袋丢掉，可是钱已附体，脱不下来。他忍着剧痛，踉踉跄跄回到城里，这时已经是“钱瘢垒垒，遍身糜烂”，“一时观者如堵，鼓掌称快”。人们不太计较故事的真实性，这个故事能够流传下来，就足以说明人们是希望衙役受到惩罚的。
衙役不属于官员，在国家行政系统内没有编制，其收入也是有知县支给的，称为“工食银”。衙役的额定工食银是很少的。上列平乐各部门的衙役，一年的工食银是6两，闰年除了县衙门子加一两外，其他都是加五钱。有些仅给一半即3两。我们把他们的收入跟正式官员比较一下，平乐知县的收入分四部分：“编俸熟银”45两，实领39.834两；养廉银300两；盐规养廉320两；心红银20两。合计665两。县丞俸银40两，养廉银120两。教谕和训导的俸银都是40两。典史俸银为31.52两，养廉银80两。这里面，知县的收入中，有些是办公费用。但总的看来，官员的收入比吏役的收入高得多。为了贴补吏役，知县默许他们在收钱粮时，适当收一些手续费。如容县允许收粮的柜书每单领取制钱六文，后来又增至二分，到光绪时“粮单每纸增至三分八厘”。秀才赴省府应考，按规定要县里出具介绍信，“每名补书斗纸笔费一两二钱”。这些额外收入，第一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的，而且也不是经常可得到的。如秀才参加全省的“乡试”是三年一次。
为了养家糊口，吏役就会想办法获得外快，如收钱粮时随意浮收，在拘押嫌犯时索、受贿等。有些官员驭吏较严，会采取措施加以防范。道光年间，容县知县李士林，“驭吏尤严，每日危坐堂皇，凡民间讼狱事，随到随判，案无留牍，罔敢干以私者，一时有吏行冰上、人在镜上之颂。”但是，大多数官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吏役折腾。更有甚者，有些地方，官吏相互勾结，沆瀣一气，鱼肉乡里，民怨沸腾，加深了官民矛盾。
在衙门里招收吏役，以解决事繁人少的矛盾，这是古代统治者为弥补制度设计缺憾的变通之举。但长期不解决这些人的“身份”、“编制”、“待遇”等问题，这些人就会通过非正当手段，如盘剥百姓来得到补偿。如果一个制度抱持“又要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的目标，肯定不是一个好制度。
但这些问题对一个上京赶考的杨津正来说，显得实在有些太过于沉重，他现在压根就没有钱，给这些人发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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