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知县如果在地方实行苛政，就容易引起百姓怨念，造成动乱。《大明律例》载有明文，地方官在考核评价中，如果得到“贪”“酷”评价，除接受惩罚外，还会被革除职位，永不叙用。
这也是为什么治安会成为知县职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朝廷不希望看到地方动乱，就会把责任压在知县身份。想要维持治安，又不能只靠法律，教化成为其中的关键。
教化的办法有很多种，比如劝说农桑、开办学校、引导百姓婚嫁丧娶事务、祭拜孔庙等。教化的目的，就是劝导百姓良善，让民风淳朴，不需要一直依靠法律来解决民间纠纷。
当然，知县的职权，也代表获得相应权力。不过，除了明面规定的权力，知县还有许多隐性权力。明朝的时候，对地方衙门的设立十分简单。县衙中，除了知县外，只有县丞、主簿、巡检等职位。跟一个县的繁杂事务相比，这些人手根本不够。
所以，明朝的时候，县衙中还有三班六房的衙役。衙役大多由当地人任职，且有世袭的可能。这跟知县有很大不同。明朝地方官一律不得在本省任职，即便调往外省，也必须在家乡五百里外才可以。
所以，很多知县上任时，都会带上自己的家丁、长随，聘请幕僚师爷，协助自己处理事务。朝廷为了减免开支，处理好地方公务，也默许了这一情况。
因为知县的家丁、师爷、幕僚长随，都是由知县自己花钱养活，朝廷可以不承担相应开支。这些人到地方后，会跟衙役一同参与处理地方事务，把持衙门权力。
他们的收入来自知县，故而对知县极为谦卑，至少要保持表面的恭敬。这些人又不在正式编制内，不属官员行列，明朝的监察制度在这些人当中，无法正常推行。再加上有地方主政官员的庇护，这些衙役胥吏做事往往肆无忌惮，对百姓也极尽勒索的办法。
各种名目的拿钱办法，让百姓走投无路，却无可奈何。而知县如果愿意的话，只要凭着手上权力，借助幕僚书吏，自亲信随从，就可牢牢把持地方权力，成为高高在上的“父母官”。
而县一级的官员还要掌管着牢狱，这里面虽说油水大，但责任也是不清，如果一个正常的犯人意外死了，父母官也会容易受到追责。当然一个王朝的中后期可能对这方面要管的宽松一些，只是如今是洪武初期，方方面面都容不得丝毫马虎。
这一系列的事情，随便拎做一样！杨津正都要看的头疼不已！而又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杨津正一接手就感觉到了麻烦。
那就是师爷以及随从轿夫等人，这些人需要自己支付工资。毕竟原来的知县彭叔大，已经被就地处决了。付工资的人就直接变成了新任的代理知县杨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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