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官职最高的是五军都督府佥事祖泽清，平西伯吴世霖、海澄伯颜祖义。
腊月十二，旧英国公张世泽之孙，信安伯张兆彝被捕。
除了他们，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锦衣卫一共抓捕犯事勋贵三十二人，正五品以上文官四百五十七人。
其中，让咸嘉皇帝最为震怒的是“国营皇店军备医疗厂”的正六品主事官员刘深。
他将制作急救包和三角巾的五万斤上好的棉花，全都换成了二手棉花，有的棉花带着化脓菌、破伤风等病毒，更有甚者是在垃圾堆里捡回来的，都做成了急救包送到战场了。
这样的行为直接导致很多士兵伤情恶化，有的冻伤直接被截肢，更严重的直接牺牲了。
这还不算，他还贿赂五军都督府内一些官员，卖出大量的假药，从中获取大量的利益。
除了他之外，还有许许多多国营官员被查出偷工减料。
“国营皇店罐头厂”主事官员张苗新用发霉的臭牛肉制作成罐头，把前线士兵吃的食物中毒，上吐下泻。
“国营袋装米厂”的主事官员张锡承在真空大米中掺加发霉的大米。
“国营真空蔬菜厂”的主事官员史利如将大量烂菜制作成蔬菜包送往前线。
这些还只是国营工厂的一角，而除了国营，民营也是十分不干净。
为了扶持民营，因此各部衙门都会在下订单的时候将部分订单酌情分给民营工厂，而这也导致了这次许多民营工厂卷入其中。
苏州商贾钱盛兴在制作豆腐干时不晒干，偷工减料，少放盐和酱油，这导致大量豆腐干还没有运抵前线就全都发霉了。
害怕事情暴露的他，当即走动关系，贿赂上下数百名官员，最后不仅免除了责任，还得到了价值十万两银子的订单。
杭州商贾吴德孚负责给西征大军制作十万把铁锹，结果里面有三万把是用生铁做的，一碰就弯。
松江府的马恒庆负责给军队制作军鞋五万双，结果他也是偷工减料，做出来的鞋一穿就坏，工厂内的工人良心不安，特意质问他，结果他还恬不知耻的说：“反正也不是我用，我管他的”。
这些在当时算大的能叫上名的，其他犯事的民营商人从大到小足足三万余人，牵连家卷、九族百余万，史称“乙己之罪”
这样的结果让咸嘉皇帝震怒，尤其是松江府商人马恒庆的话，更是气的他当场晕倒。
待他醒来，他当即要求将马恒庆、钱盛兴、张苗新等各种偷工减料的涉事官员处以“凌迟”，三族皆斩，四族及九族流放波斯三省。
由于大明已经多年不曾有过凌迟的刑罚，因此面对即将被凌迟的五千余名犯事极为严重的勋贵、商贾、官员，刑部官员只能从衙门内部的档桉里找出了一个从天启年间活到现在的老师傅。
之后，他们又从监狱之中抓出一百名穷凶极恶的杀人犯，要求一百名杀人犯在三个月内必须学会“凌迟”的手艺。
如果学会手艺，那到时候可以将死刑判为无期，学不会则立即斩首。
咸嘉十一年三月，经过三个月的学习，最终有四十二人通过考核，随后对五千余名勋贵、商贾、官员行刑。
此时咸嘉皇帝的身体情况已经不容乐观，自从他被马恒庆气晕倒后，他的身体状况便直线下降，时不时还有头痛的症状出现。
因此，为了威慑百官，咸嘉皇帝命人将五千犯人束缚在长安门广场上，命在京、中原十五省正五品以上官员前来查看。
史载当日参观官员数量多达数万，而面对凌迟的残酷景象，许多官员两股战战，若无旁人搀扶，几欲虚脱。
这件事情极大震慑了百官，但同时也拖垮了咸嘉皇帝的身体。
是年五月，咸嘉皇帝将库尔德斯坦及小亚细亚的部分地区分为两块，同时册封给予卫国、徐国，并着卫王朱怡铖、徐王朱伯溏就藩。
同月，咸嘉皇帝召齐世子朱怡铭入京。
六月末朱怡铭抵达京城，咸嘉皇帝与其促膝长谈，又交代太子朱伯海诸多事宜，随后遣散众人。
七月初二，咸嘉皇帝朱怡铉崩于乾清宫中，享年六十二岁，四十五岁的皇太子朱伯海即皇帝位。
初三，朱伯海还没来得及处理国丧的事情，波斯地区就再度爆发起义。
他提拔年羹尧为西军都督，命其镇压叛乱，同时任命岳钟琪为南军都督。
当任命下达，朱伯海刚刚准备下旨召集诸藩入京的时候，再度打脸大明的事情便出现在了印度厮当地区。
七月初五，德阳郡国与周国边疆爆发摩擦。
由于周国的精锐都在北部，因此这次摩擦以德阳郡国获胜，双方死伤百余人。
此事爆发后，周王朱惠枨率大军四万南下征讨德阳郡国。
德阳郡王朱进奎向蜀王朱进埕求救，朱进埕见状率军三万阻挡周国入德阳国境，两方剑拔弩张。
周国和德阳郡国的恩怨，朱伯海已经记不太清了，但发生这种事情还是让他觉得自己的脸面扫地，有些不舒服。
他下发圣旨呵斥三方，勒令三国收回兵马，同时派小西洋监察使司金铖带兵前往呵斥。
七月十七，三国收到圣旨，并在金铖的勒令下撤兵。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七月二十日，百官勋贵联合上疏、认为此前“乙己之罪”中被诬陷者众多，请新帝重审此桉。
面对威胁，朱伯海还没想好怎么应对，一直留京的齐世子朱怡铭便呵斥百官，以“大行皇帝丧期未过，群臣逼宫，可视为谋逆乎”来呵斥群臣。
忌惮齐国实力，群臣不得已罢休，但谁都知道齐世子始终要回齐国，因此并不以为意，只是暗中积蓄力量。
八月，诸藩陆续入京，群臣这才消停了一些。
九月初一，朱伯海率领诸藩、群臣、勋贵们护送咸嘉皇帝下葬，并于明楼为其拟定“中宗康皇帝”。
借着诸藩都在，朱伯海又定年号为“绍庆”，同时继续任命田文镜、张廷玉为辅臣，并宣布对皇店进行清查。
国丧结束后，朱伯海留诸藩在京数月，趁机找到田文镜、张廷玉、朱怡铭、朱伯沐四人商议国策。
田文镜认为，当年齐文王为了恢复国内经济，因此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措施，其中之一是调整市场经济中的公私、劳资、产销关系。
这样的调整并没有关系，但是永昌年间的承平导致了皇店内部产生了牢固的利益集团。
经过永昌皇帝多次打击这样的行为，但当咸嘉年间大明将矛头对准外部后，这些利益集团得到了迅速发展。
同时，民间的民营经济也被勋贵插手，至此形成了国营文官、民营勋贵的局面。
国营派是躺在皇店的身上吸血，而民营的勋贵则是压榨百姓。
这两者对于大明朝来说都是大害，而他们在这次西征中的表现更说明了他们并不满足于用正常方式获得一般利润，力图利用手中权力来胡作非为。
民营勋贵派以行贿、偷税漏税为主，而国营文官派则是以盗骗国营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手段牟取暴利。
他们在经济上给朝廷造成重大损失，因此必须遏制他们的行为。
在田文镜提出问题和现象后，张廷玉则是建议在皇店内部掀起“反贪污、反官僚”的二反行动。
在民营市场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漏税、偷工减料”的三反政策。
除此之外还需要在军队之中开展“正兵额、正纪律、正思想”等三正行为。
以及在整体市场上“涨俸禄、涨军饷、涨工价”的三涨政策。
之后，张廷玉又仔细做出政策内容，与田文镜、朱怡铭、朱伯沐等人制定出大致方针。
在方针出现后，张廷玉和田文镜集结了一批廉洁的干吏，随后针对方针做出更为细致的要求和条款。
直到新年的钟声敲响，绍庆元年正式到来，而这份治国政策也被昭告天下，史称“绍庆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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