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部长啊事到如今，我们必须要制定一个比较完善的通用语言，来抵抗日本人的奴化教育。”王立对现在的各种方言实在是已经彻底的无奈了。
“咱们中国的方言实在是太多了，尤其是山西这样由于地缘性的特点的省份，各种各样的方言那是数不胜数，仅仅明天一词就有明儿、明个儿、地米、早起、第二日等多个叫法，不仅仅不利于教育，而且对于办公、生产、军事情报交流等等也是一个极大的影响。”
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有了一个拼音了，那就是罗马拼音，就算没有拼音也是有反切法注音的，但都没有能够普及到民间，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各地方言差异实在是太过巨大，连最基础的声母和韵母都完全不一样，就算是有汉语拼音又有什么用？
普通话汉语拼音只有23个声母、24个韵母和16个整体认读，可是实际上这个结婚发言却有着千奇百怪的变化，很多都是简化之后的结果。
民国时期，南方主流的的汉语有三四种，北方主流汉语也有两三种，而这种大的语系又被细致的划分之后，可以话分成多达数百个更为复杂的小语种，时人称之为南腔北调，王立那个时代有一些汉奸走狗称普通消灭的方言是错误的，那是没有享受过民国这种艰难的交流方式。
这是难以想象，仅仅是隔着一座山，同一个县，甚至同一个镇，对于某些特定的称谓便完全不一样，王立就是深受其害的一个人。
王立出生之后，普通话已经大行其道，甚至汾阳人和太原人交流都是使用普通话而非方言，这样交流更加的简单，人们只需要学会普通话就能走遍天下都不怕。
“那两天，几个从寿阳来的干部和我聊天，聊了半天，我也仅仅能听个大概，随着聊天的语速越来越快，我说的话他们能听清楚，可我听他们的话却非常吃力。”王立对此是大倒苦水，这么一说立刻就引起了周围人的赞同，纷纷表示和地方干部交流起来实在是太过的吃力。
王立引用解放日报主编温济泽先生的一九四零年九月的调研报告说道：一些汉奸走狗和日本人将“建立东亚新秩序”、“建立东亚共同体”、“凡共灭党”、“共同防共”、“新民主义”、“全面主义”及汪逆的伪三民主义奴化理论，坚定为奴化教育的最高思想。
在这个总的原则下，敌人为了训练高级的汉奸干部，设立了“新民学院”、“高等警官学院”、“中国大学”、伪“北大学”、伪“国立南京大学”等为了倡议复古倒退甚至设立了“古学院”，为了破坏民族团结设立了“蒙古学院”和“兴亚殿”等为了提倡职业教育，让青年变成只懂低级技术而不懂政治的奴才，于是在各大城市设立了“打字学院”、“职业指导学院”为了提倡日文教育，毁灭我们的语文，于是在各地都设立了日语学校，为了重视儿童教育，使儿童从小就解除奴化思想，这一切都是驯养奴才的机关。
在驯养奴才的学校里，教授着奴化的课程，小学的公民党义则被改为修身、国民道德奴隶道德，国语被改为日语，劳作被改为手工。
对于女生课程，则以家事、缝纫、手艺为主，大学课程则由东洋政治学、官吏学等，并且规定日语为各级学校的必修课，不合格者则不得升级。
过去的所有教科书一概不准用，新的教材是由伪文教部、宣抚班等制定的。小学用的防共读本，中学用的“新民凡共手册”内容是宣传灭党，颂扬“皇军德政”，曲解中国史地，提倡复古倒退，赞扬封建道德，为了尊孔读经，伪北平临时政府、教育部还有过这样的训令：初小读孝经，高小读孟子，初中读诗经，高中读礼记。
不仅如此，日军对教员的监视也相当严格，每个学校都有日籍教员，他除去分配教务，还负责稽查教员的思想和行动。
华籍教员在这些学校里，要具结取保，要集中训练还要加入伪新民会，每到寒暑假还要受检定，如有发现反日嫌疑，一律格杀勿论。
一般的奴化训导方式是这样的，举行遥拜式伪满、“剿共灭党运动周”华北、孔子纪念周华中等来进行精神训练。
举行时事讨论会，“新民主义”月考等来考核学生思想，安排懂得中国语文的日籍或朝鲜学生或汉奸混在学生中，经常做特务工作，课外任何团体活动的自由当然是一点不会有的。而这种傀儡式的集会典礼游行，却非参加不可。
敌人特别注意儿童的训导，时常举行“中日满儿童联欢会”，奖励亲日儿童，组织“凡共儿童团”还经常派人到小学校去，发给学生糖果，找学生谈话，试图奴化小孩子，使他们成为未来真正亲日的主人。
敌人为了加强对青年的训导，在华北各地。把童子军改为少年团，并强迫12至17岁者参加，把集中军训改为青年团训练，强迫18至25岁就参加，强迫他们进行“新民主主义的新生活”凡共、敬神、尊祖、祭孔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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