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说长沙给邵树德的第一印象是什么,那肯定是湿热的气候了。

传闻柳公绰贬湖南时,他就以“湖南地气卑湿”为由,请求将母亲留在洛阳,不带去湖南。

又有“春或多雨,而夏至则疎,夏或过炎,而至秋不杀”,“三时皆成夏,一雨便如秋,言其地湿而多热”等说法。

简而言之,湖南春天就比较热了,夏天、秋天更是热得要死,也就冬天舒服——此时的湖南冬天,应该不像后世那般阴冷。

此时正是盛夏,邵树德年纪大了,便感到有些不舒服,草草接见了一批官员后,找了个相对阴凉的地方,休息几天再走。

秘书郎送上了有关湖南的各种书籍、账册,供其翻阅。

湖南境内,大致有两条主要水系,即湘水和资水,北边还有洞庭湖,水资源十分丰沛。

这个条件,按理来说非常适宜发展农业,可能不比江西差了。

但湖南有个致命的问题:土壤质量差。

“湖南地方民财,不与江西等。大抵美壤少而瘠田多。”

南宋真德秀亦提到“嗟尔湘人,为生甚勤,土瘠而硗,俗窭而贫。”

邵树德不太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他倾向于认为是开发程度不够。

土壤为什么贫瘠?除了诸如“黑土地”这种天赋异禀、营养元素十分充足的土地外,其他土地都是需要“调教”的。

湖南开发程度不够,基础设施不完善,水灾频发等等,可能是重要原因。

所以说,泄压阀也不是随便就能当的,前期投入很大,要消耗海量的物资乃至人命。

这还是湖南,如果是岭南、安南甚至台湾,又该是一副什么样的情景?反正邵树德是不会往南走了,长沙的湿热气候他都适应不了,更别说广州、桂州、邕州等地了。

但湖南的交通运输确实方便。

前唐藩镇割据时代,因为淮西老是叛乱,漕运受阻,荆襄水道的重要性有所降低,取而代之的是鄂州水道,并迅速进入黄金时代。

唐代宗时,鄂州一度成为东南钱粮转运的枢纽,专门负责转运钱粮的侍御史穆宁甚至加鄂州刺史的头衔,可见一斑。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湖南的各色商品经湘水航道北输,最终一样是在鄂州集散。

“气候、土壤、交通……”邵树德将文册都放在桌案上,闭目养神之余,默默思考。

其实,来了以后,他就知道湖南没有造反的条件,甚至整个湖广道都没什么造反的基础。老底子差,人烟稀少,物资不够充沛,怎么造反?

理解这一点后,他非常欣慰,开始认真琢磨起了湖南的未来。

采矿之类的都不急,就湖南这个薄弱的底子,干啥都不好使。现在最需要做的,其实还是加强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主要是湘水、资水两大水系的清淤、疏浚,提高航运效率。

任何时候,交通基础设施都是极端重要的。

交通方便,则政令畅通、调兵迅速。

交通方便,则商业繁荣、人文荟萃。

交通方便,还能充分发挥商品经济中的“比较优势”,降低物价,提高购买力。

湖南,朝廷不打算重点移民,但需要先把基础设施完善——主要是水运体系——然后可以坐看民间百姓的自发移民,把成本降到最低。

想到此处,他也不打算在长沙逗留了,决定休息调整完毕后,就沿着湘水航道北上,前往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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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二日,临行之前的邵树德召见了特地赶来述职的湖广道转运使李愚。

李愚是建极末上任的,年头也不短了。与翁承赞一样,即将升任江西道巡抚使。

能脱离湖广,前往相对富裕的江西,对他而言,是仕途上的重要一步。

高大的漕船航行在湘水之上,顺流而下,直趋洞庭。

邵树德走出了房间,来到甲板上透透气。

这是个阴天,还起着风,倒是驱散了不少热气,让他感到非常舒服。

“听闻李卿在过去几年一直忙活两桩事,一曰茶,二曰瓷,可有成效?”邵树德问道。

转运使并不仅仅负责赋税征收,事实上民政都归其管理,故邵树德直接发问。

“回陛下,臣在岳州新开茶园数千亩,司农寺亦派员前来协助,已有六七年,初见成效。”李愚答道:“瓷器之事,长沙铜官窑年久失修,荒废大半,战乱之中又损失了大部分工匠。臣遣人遍访乡里,将工匠都请了回来,拨款修缮,现有窑15处、陶工千余人。赤竹窑稍小一些,亦有九百陶工。”

湖南共有两大瓷窑。

其一为潭州铜官窑,位于长沙县,因当地盛产陶泥而兴建。初唐年间就开始生产青瓷,中唐时逐渐发展,晚唐时趋于鼎盛。

其二为岳州赤竹窑,位于岳州湘阴县,几年前刚搬到赤竹城一带,故得名。这个窑的历史比较悠久,南北朝时期就有了,洞庭水匪邓氏兄弟占据岳州时受到严重破坏,现已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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