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于晚八点结束，没有立即散场，工人们有序的排队分钱领水果。
游戏开发部，不管是负责硬件的还是软件的，都提前回家了。他们都是外乡人，回一趟家费时费力，如果不早点走，回到家春节都过完了。
临走前，许多人拜托董老和余生说一声，说他们再回来，会带着家人一块回来，请余生按照之前说好的，安排好他们爱人工作，孩子学业的问题。
余生说放心吧，到了这一定都安排好。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不及后世，商品房的概念才刚刚兴起，全国上下除了首都北京估计也找不到商品房。
居住在乡村的农民有自家的宅基地，可以自己建房子，居住在城镇的人，一般都是单位安排住房。
因为住房紧张，居住条件不能说好，就算不是平房，基本上也都是一个楼层一个厕所一个厨房的筒子楼。
与之相对，房租的价格倒是十分低廉。房租加电费，一个月才几毛钱还不到一块钱，水费更是不要钱。
不过，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了，例如调动工作，辞职下海。不是说不领工资完事了，那可是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这年代难找卖房的，也少有租房的。据说真有下海，全家睡大街的。
华夏厂当初吸引那些技术人员的条件之一，就是提供住房。而他们原先所在的工作单位，也经过上级部门协调，让这些来华夏厂工作的人的家属，多住几个月。
年前华夏厂采用设计院全新设计的住宅楼建完了，宽敞明亮，最关键的是每家每户还有自己的厨房和厕所。
那些比厂里老职工都先拿到新楼钥匙的技术人员，当然想把自家人全都接过来了。
他们临走前，余生不光每个人发了一份年终奖红包，还让他们带了几条好烟。说回去之后，如果有技术好的人，劝他们也来华夏厂工作。
有一名油嘴滑舌的技术员喊，咱们这也算衣锦还乡了。来华夏厂工作几个月，比那帮老伙计工作几年赚的都多，估计他们知道咱们过的日子都得红了眼了。
听到这话的余生，笑着点了点头，这就是他追求的效果。既然现在这个社会谈钱，那就大大方方的谈钱，人往高处走，华夏厂的待遇好，自然会招来有能力的人。
排着队签完名，按完手印，领完钱和水果的余生，抱着两箱子水果回到家，坐在椅子上有点龇牙咧嘴。
刚才余铁成在主席台上讲话，其余的中层及中层以上领导，都站在主席台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一动不动，腿都快没知觉了。
据说原来想安排座位来的，但是桌子都搭了主席台了，光秃秃的坐着不太好，就干脆都站着了。
余铁成还笑着说，这正好能体现华夏厂上下同心的精神呢。
余生正揉着腿肚子，他母亲李子珍从门外进来了，她推开门一瞧余生这模样，便打趣道，“你这也有挺长时间没操练了，身体素质下降了不少啊，我看明儿过完春节，你早上起来，还是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
她说着拎起了水壶，“你先揉着，我去烧点开水，要不等会上了火车，想找热水就难弄了。”
“妈，那就不洗了，怪麻烦的。”余生说道。
“不洗怎么行，到时候见到爷爷，你没精打采的，他该数落我和你爸了。”李子珍说着就推开门出去了。
没错，余生一家人也要回家过年。
火车从黑龙江始发，途经山齐，十点二十在青台站停一分钟，五点五十到达北京西站。
火车上人不是特别多，较为冷清，座位勉强坐满。远比不上十几年后春运期间人挨人，人挤人，座椅下面钻着人，厕所里面站着人的拥挤局面。
虽说在去年，社会学家张雨林教授首次提出了农民工的概念。但是，他口中的农民工，指的是没有城镇户口，在本地乡镇打工的农民。而不是十来年后，像候鸟一样，定期在中国大地上，大规模迁徙的农村务工人员。
因此，一九八四年春节前夕的火车，并不拥挤。
在现在这年月，人员流动不是特别频繁，外出不光要钱，还要介绍信，没有介绍信连住的地方都找不到。
如果想要在外地工作，那更是要暂住证，如果没有，按照规定会做遣返处理，而有些地方因为执法队伍中个别人员的素质问题，甚至还有打死人的事情发生。
余生和爸爸妈妈上了火车，因为华夏厂是青台的明星企业，又因为为青台的铁路提供了不错的运量，所以，秘书小赵去买票的时候，硬座票强行被站长升格为了卧铺票。
能让铁老大给个升格卧铺票的面子，已经很不容易了。
前两年虽然余铁成也是一厂之长，却从没来享受过这种待遇。
这年头出远门的不多，买卧铺票的更少。
卧铺票一是贵，二是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所以，有张卧铺票也算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了。
这年头火车硬座和软卧的区别，有点像几十年后飞机经济舱和头等舱，虽然按照纸面价格，两者相差不大，顶多二到三倍。
但实际上，经济舱却几乎一直打折，折扣最高时甚至能和头等舱有十倍的差异。再加上在天上飞的时间不算太长，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相对性价比更高的经济舱。只有那些特别在意舒适度的人，以及能报销的人，才会买头等舱。因此，头等舱在一定程度上，彰显着乘坐人的身份地位。
余生一家人票上写的位置是八号车厢一房一号上铺、中铺、下铺。
余生进到房内，发现除了他们的三个位置外，还有两个位置空着。二号下铺上倒是坐着一个中年人。
他穿着中山装，胸前的口袋里别着一直英雄212钢笔，一副知识分子的模样。
余铁成、余生、李子珍，因为平时活动都在工厂，所以工装也就穿习惯了。
刚开始余生他们拎着包进到房内的时候，这名知识分子的态度，可以用高冷来形容。虽说没有鼻孔抬到天上去，但却也没有正眼瞧他们一家人。
余生他们倒也没在乎，一家人谈着一些不太重要的厂子里的事情，商量着一会到了北京，怎么和老爷子说今年厂里的事情。
坐在对面抬头望天的高冷知识分子，听着余铁成、余生嘴里，一会冒出个美国，一会亮出个日本，几十万美元，几千万日元挂在嘴上说着不停，他的脸色渐渐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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