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卫给每位宰执递上一份折子，正是皇帝亲自拟写的税制改革计划。
这个计划的核心就是两点，一是对现有的租庸调税法改为两税法，二是对现在基本上征收不了多少税收的商税改革。
杨素等宰执们一听说税制改革就有些心中动容，税收可是国之基石，随便动一点那都是不得了的。而一看税改第一条就是改变现有的租庸调制，就不免更加惊讶了。
自秦一统天下开始，华夏各朝的正税，一般都是引出自孟子的粟米之征，布帛之征、力役之征为理论依据，按“租调役”田租，特产，徭役三个项目征收。到了本朝，曾规定百姓可输钱免役，由政府雇人代替，称为“庸”，“租调役”于是变成了“租庸调”。
本朝的租庸调制，是以均田制为基础核心，丁男21岁和18岁以上的中男，各授田100亩，其中20亩为永业田永不归还，80亩为口分田死后归还。同时颁布租庸调法，规定受田丁男应缴纳的田租、调赋和应服的徭役即租庸调。实现“有田则有租有户则有调有身则有庸”。朝廷规定，每丁每年向国家输粟2石，为租输绢2丈、绵3两或布2丈4尺、麻3斤，为调服役20日，称正役，不役者每日纳绢3尺或布36尺，为庸。若因事增加派役，则以所增日数抵除租调，“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并限定所增日数与正役合计不得超过50日。
这种均田制为基础的租庸调制还是很不错的，可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最大的局限性就是随着国家安定，人口的不断上涨，最终导致官府无地可授。而租庸调制基本就是均田制，有田才有租，有户就有调，有身就有庸。而一旦无地可授，那么百姓没有地却还得交租庸调，这就矛盾了。开国之初还好些，大家都有地，慢慢的地越分越少，甚至没地可分，租庸调却还得交，这就是大问题了。这其实就是变相的人头税，看似公平，其实最不公平。
而易风提出的两税法是什么？正是历史上到了中唐时期均田制崩溃之后，朝廷不得不改革的新税制。
历史上，两税制度出台之后，此后千余年，唐宋元明清各朝各代，虽税制各有不同，但主税却基本上是在这一基础税制上进行修修补补。
唐代两税的核心应当是量出以制入，先预算政府要用多少钱，然后就向百姓征收多少税。具体的就是参照前几年的财政支出，取一个平均数额，再定一个税收总额，然后把这一税额分配到各地，各地再按税收配额制定税率。其二就是取消了主籍客籍的区分，从法律上承认客户地位。由于税率并非由中央统一规定，而是由地方根据税收配额制订，造成往往人口越稠密的地区，人均税率就越低。在主客籍不分的情况下，其他地方的百姓纷纷迁入这一低税率地区，这种迁徙又反过来进一步增加了各地人口密度的差异和税率差异，形成恶性循环。
三，不无丁中，以贫富为差，按照资产多少决定纳税额，取消原来按人头固定征收造成的不公平。四“秋夏两征之”，故称两税，原有的“租庸调”三个项目都并入两税，不得另征。三个项目合并为一，简单明了。
中唐两税法的出台，可以说让中唐重新振兴，使唐朝得以延续了很长时间，不过这种税法的核心是好的，但具体情况又有不少的不足。
易风现在弄的这个两税法，也基本上是在这个基础上弄出来的。
易风的两税法，首先改由征服谷物、布匹等实物为主的租庸调法，改为征收金钱，一年两次征税。且最关键的是改变了据丁征税的作法，而实行以财产多少为征税标准，其三，彻底废除劳役，而改把劳役计算为免役钱，这笔钱直接计算到两税里面，百姓不需要再服劳役，也不用再另外交免役钱。
最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并不量出为入，而是按照租庸制，把原来的每丁租庸调的粟2石，为租输绢2丈、绵3两或布2丈4尺、麻3斤，为调服役20日，通通计算为钱，然后再除以百亩地，得出每亩的税钱。最后据此，向天下百姓按田亩征税，你有一百亩地，就交一百亩的税，如果你有十亩地，就只交十亩的税，如果你一亩地都没有，那你什么税都不用交，若是你有一千亩地，你就得交一千亩的税。总之，就是把这些税全都计算到田亩中，按拥有的田亩来征税，田多就多征，田少就少征，但对国家来说，天下的土地数量是不会变的，因此国家征收到的税款也不会变，但这种改变，却不会让没有地的百姓也依然得交税，也不会让那些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却只按人头来交税。
易风的这种两税，已经与唐时的两税完全不同了，易风的这两税只是有一个春秋两次纳税的名，却没有唐朝两税的户税和地税的不同分类。
苏威看着皇帝的税制改革计划，心里默默的算了几个数，按民部的记载，朝廷刚进行了土地人口大阅，清查出了大量的隐田隐户，现在清查全国共有土地一千万顷左右，共有十亿多亩耕地，户口九百余万户，人口五千多万。
新税法下，每百亩的税是粟两石、绢两丈，绵三两，役二十日。那么粗略的一计算，朝廷每年能征收两千多万石粟，以及一千万匹绢，一百八十多万斤绵，代役钱是每日绢三尺，二十天役就是六十尺绢，相当于一匹半绢，全国土地的免役钱就是一千五百万余匹绢。
本章未完 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