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三第一学期的课程和大二第二学期的课程一样多,都是十三门功课。具体的课程和任课老师分别是:黄晓露老师讲授《唐宋文学》,周京华老师指导《论文写作》,徐洁莹老师传授《现代汉语语法》,钟军霞老师讲解《当代文学评论》,季长河老师讲述《当代世界政治与经济》,黄万里老师同时担纲《外国文学》和《西方文化概观》两门课程,刘蓉蓉老师阐释何为《语文现代化》,孙超越老师剖析《秘书学》,胡蝶老师分享《美学》奥秘,高才生老师解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傅秋悦老师演绎《公共关系学》,吕冬冬老师亲身示范《公关礼仪》。

十三门课程每周依次推进,十二位老师口若悬河,日夜轮转,星辰交替,时间无声无息来到了二零零六年的十二月初。

大雪这一天晚上,李经纬看完了《于丹论语心得》这一本书,心中感慨良多,于是便写了一篇《感性的论语和于丹》。

人在无所事事的时候,就会在一些繁杂琐屑的事情上花费心机。譬如爱八卦的人就很有可能是这样一种状态,今天看到了谁,听到了一些什么话,心里的感受是什么样的,都要和盘托出,有时候还要加点油添点醋,从而让它更有味道一些。

今天,天气很冷,但太阳整天都坚守岗位,从早到晚没有偷过懒。然而,人心终不似太阳,除了要知道东和西这两个方向外,它还要知晓南和北以及中等等一些方位。已知的,它要循着现象去研究其中的奥秘和规律;未知的,它要努力去探寻能够构成已知的点点滴滴。

于是,在未知面前,人很多时候会陷入迷惑。惑字,从“或”从“心”,心犹如水面浮萍,根无所系,身无定所,随风而往,遇水而动,或左或右,忽前忽后,时而前进时而后退,偶尔向内偶尔向外,漂浮不定。

古人虽有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智者不惑。但何为智者?是见仁见智乎,还是无所定义乎?是见饭见屎乎,还是无何奈何乎?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一向尊崇感性。因此,虽知“适而有度”是为人处世的最上乘手法,亦是着文立说的不二法则,但是,如果感性的文章缺乏理性的数据分析,那它无疑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于是乎,“别人骑马我骑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句话似乎无可挑剔。然而,鸡蛋尚有缝隙,此话又怎能百无一疏。细细品味,你就会发现,芸芸众生,“骑驴者”往往多跟“骑驴者”比,而很少跟“骑马者”比,世人常常多跟身边同等身段的人“华山论剑”,因为人贵有自知之明。

或许,只有这样的比较,才能比出水平比出精彩,毕竟驴不仅有雌雄之分,也有高矮肥瘦之别,更有老弱病残之类。倘若“骑驴者”都跑去同“骑马者”一较高下,如果他不是神经病,就极有可能是白痴。

实际上,古人已经说得足够清楚: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当然,有原则也就有例外。假如有一天,一大群天桥底下的常客硬是要和李超人比财富,那真的要考虑修改修改一下上面那句话了。再说了,“骑驴者”纵使想找“骑马者”来比较一番,人家“骑马者”也懒得理你,免费赠给你一个白眼倒是可以的。其实,“别人骑马我骑驴”,骑马有骑马的快乐,骑驴有骑驴的乐趣,为什么非得要“骑驴者”向“骑马者”看齐。这个“看”不是“比”,比只能是同一水平上而言的,“骑驴者”要想跟“骑马者”比,那他首先得骑在“马”上。如果一个“骑驴”一个“骑马”,只能说是向上“看”而不是向上“比”,此“看”不是肉眼的看,而是人心向上的一个欲望。

人,很多时候并不是孔子所说的“人而无礼,不知其可”,而应该是“人而无‘欲’,不知其可”。因为,礼只是欲的一个方面。完整的礼,包括礼本身、知礼和达礼这三个环节。这个礼,是人要达成的一个欲,人的欲望除此之外,还有数之不尽的千千和万万。概括起来,人的欲望也就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而礼属于精神层面。

孔子曰:“人而无礼,不知其可。”其实,这是违反了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这一理论推理的。古人云: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此话说得一清二楚,孔子周游列国时曾一度困于陈蔡而饱尝七日之苦,但他毕竟不是穷苦老百姓,他的言辞并不能真正代表当时黎民百姓的心声。站在士大夫的角度上,他是在温饱的基础上去约定和推行他的道德标准的。值得庆幸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理论在当时属于未知的范畴,算是情有可原。

然而,今天于丹教授重新解读《论语》,如果没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辨证思维,那肯定会授人以柄。要不然,“琴瑟也在瓦砾上奏鸣,焦大也要爱上林妹妹”了。

子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子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初闻之,似乎真的是“如是而已”,然而,细审之则不然,既然“四十而不惑”,又何来“师不必贤于弟子”。如此看来,为“师”的必须在四十或四十之后,此时已无“惑”,方能为“师”;若为“师”早于四十之前,“惑”多且众,焉能为“师”。

又因“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如果,“惑而不从师,是为惑也,终不解也。”但“惑而从师”,则是“弟子”也,又何来“四十不惑”。显然,每个人的一生都有各种各样并不相同的惑。

须知:尺有所长,寸有所短。然而,于丹先生在《于丹论语心得》中的解说并没半点质疑之词,此是其不足之处。因为文中很多地方,她只是以虚阐虚,对于“适而有度”中的“度”并没有做出过任何具有实质性意义的界定,对于具体的数字概念,她要么是避而不谈,要么是还没完全读懂弄通,根本无法作出回应。已知的,添油加醋;未知的,一概不谈或是避而不谈,这是于先生的一大毛病,也是感性文学的一大毛病。于先生在这一方面应当有所愧疚,她应该在这一方面加强努力,从而去尝试做出一些有益的探索和表达。

文学虽然感性,但是不能随性而为,更不能随心所欲随意而为。在我看来,最好最理想的文学家除了要有感性的情绪渲染和野性的排他表达,还要有数学家物理学家的完美推理和逻辑,既要有化学家的魔幻想象和奇特表述,又要有历史学家深沉厚重的底气和大气磅礴的视野,更要有美术家五彩缤纷的虚构技巧和十全十美的色彩还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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