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少爷回到苏城，看见歌茹在家门口向他打招呼。歌茹穿着一身薄荷绿衣裳，青春年少，鲜艳美丽，一手拿着一束鲜花，另一只手挥动欢迎他。她并没有把感情过分外露，只是默默无言之下，紧紧的握了他的手一下儿，这就足以告诉他现在是欢迎他回到家。他妹妹音儿也在，现在正在念书。
福少爷到了家，先进屋去看母亲，母亲没有什么改变，然后又去看卧病中的岳母。何氏正在坐着呼噜呼噜的怞水烟，仍然是发不出一点声音来。不过上天嘉佑，她的神智已经迟钝，她的爱好已然减低到几种身体的需要，此外无忧无虑，也不再精神不安。除去她生病之外，家事由歌茹管理，一切平安无事。蒋有为对福少爷，和平常一样，非常亲热。岳父和女婿相谈甚久，直到仆人去叫福少爷洗澡。歌茹已经给他准备好了水。
歌茹回到自己的院子里，看见屋里清洁雅静，外面的夏日阳光耀眼，屋里幽暗清凉。他的衣箱已然搬到院里来，衣裳正在太阳里晒。他的书还像以前那样摆在桌子上。不过在他的书旁，却看见有几本英文书敞着，还有手指摸出痕迹的几本文学革命的刊物《新青年》。
当时文学革命的主张是在写作上要用白话，废止文言文。过去是用典雅的文言作文章，现在改用白话，最初似乎像乡下新郎闯进了贵妇之家的客厅去抢亲。旁观者看来，这个新郎真是粗俗，无礼，吓人，也许是简捷有趣，适用而实际。这个乡下新郎把带泥的靴子在地毯上践踏了一番之后，把地毯卷了起来，富贵之家的新娘滑倒而惊呼。古老的中国受到了震动。革命自然要使人民受惊的。语言文字上的打击还不足，因为随之还有对诗的韵律，诗的形式上的攻击，对贞躁的攻击，对寡妇守节的攻击，对家庭制度的攻击，以及对“两重道德标准”、祖先崇拜，以及对孔教的攻击。这就引起了人心的动摇。一个激进派首领在寡妇的婚礼宴席上讲演，拥护她再嫁，把孔子学说称之为“吃人的礼教”。激进派的青年，听之大喜。混在些颇为有用的进口货之中，也有不少附带而来的东西，西洋归来的留学生极力鼓吹。少年的新中国不但有权利怀抱希望，而且确是大有希望。文化革命分子把无韵白话诗当做他们的新福音。他们醉心自由诗，那种自由诗真自由到空洞无物，他们提倡无韵诗，那无韵诗真无韵到一无所有。他们还介绍山额夫人的节育理论，介绍“民主”和“平民”文学，以及易卜生、王尔德的戏剧，杜威的哲学，自由恋爱，男女同校，离婚，提倡已经过时的天足运动，攻击纳妾制度，以及扶乩等事。福少爷概括起来说：“新派争辩得并不高明，旧派则根本不能开口对抗。”在蒋家，大家的思想也是有点儿分歧不一。因为当时偶像受到破坏者太多，涉及的问题也太广。蒋先生赞成改用白话写文章，赞成寡妇再婚，但反对破坏家庭制度。歌茹赞成道德的“单一标准”，所以她赞成《温少奶奶的扇子》，反对《傀儡家庭》，断然反对白话诗，至少反对当时人做的那些鬼东西。如鸳则对新派提倡的东西一律反对，最反对的是男女同校制。歌茹赞成改用白话写文章，但是她所赞成的是已经在《红楼梦》里用过的文雅的白话，而不是“引车卖浆者”口中的白话，因为她崇拜林琴南，也喜爱中国旧文学。她服膺孔子的学说，反对易卜生的理论，赞成男女同校，赞成娶妾制度，赞成祖先崇拜，但反对缠足。崇拜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这和当时新中国的青年一样。他反对孔教，赞成自由恋爱，赞成节制生育，也喜爱打网球。
傅先生不许音儿看《新青年》。音儿在花园儿听见他们讨论的各种问题，十分吃惊，尤其是节育问题。小册子作者犀利的笔锋，和急进派革命分子的热情，合而为一。他有一套直线的进步理论，在《新青年》杂志上提出来。大意是：时间的前进是无法挽回的。每十年，每一代，都是稳定的向前进展。在光绪二十四年，哪些人才是思想上的先驱呢？不是康有为梁启超吗？康有为在他那时代是维新派，可是现在却是个名声狼藉的保皇党，他的名字和民国六年的张勋复辟，是密结而不可分的。在民国七年，谁是伟大的翻译家和西洋思想文学的输入者呢？不是林琴南和严复吗？可是严复现在是个吸食鸦片的人，而林琴南只是一个引人兴趣的老古董了。下一代，一定在上一代的维新派与那一代的先驱仆倒的身上，踏过前进。康梁林严，虽然对他们的时代确有贡献，可是他们的时代过去了。总结一句，他写出：“同样，我们今天这批时代先驱，也会过时的，同样也会被十年后前进的那一代抛弃于道旁的。但是我们很乐于为后来者让路。”若说那么极端急进派的领袖也会变成陈旧过时，那十年期间的青年是无法相信的。当时人无法相信人还能更为激进。可是，不到十年，更新的思想深入了当时青年的心中，易卜生，自由诗，自由改革，听来就犹如他们蔑弃的“知识分子”一样陈旧，一样过时了。福少爷生性就是激进的性格，自日本回国后，看到在激进状态之下的中国，和他离国时的情形根本上大有不同了。但是他并没投身于此项战斗之中，一则是，他天生是个人主义者，不愿完全加入哪一派。他的本性是，若逢大家都异口同声附合一个意见时，他偏要表示异议。不过傅先生也就由着他去了，只要不闹出什么乱子年轻人的事也懒得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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