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从双井村到县城里进药，是特别不方便的，首先要骑加重自行车走七里地的山路。
不过，下山的时候还是很爽的，因为是陡峭的山路，只要自行车的车闸够灵，一切就都不是问题，车子只会越来越快，只会不小心冲到沟里，力气是一定不需要费的。
走过七里地的山路之后，就是沙石压道的马路了，到县城剩下的三十里路，都是比较缓的下坡，只要稍微的蹬着点自行车，大概一个小时就到了。
到了县城之后，母亲会直接到县药材公司进药，因为县药材公司里，药的质量能够保证，就是要比非法渠道的药要贵很多。
就因为这个原因，母亲进回去的药，即使是一块钱的药只挣五分钱，有的时候，都会比从非法渠道进来销售的药要贵。
说实在话，大部分私人药材贩子手里的药，不一定都是假药，只不过在税收和人力成本上来说，要比国营药材公司的药要低很多，而且基本上是无证经营的。
母亲的思想就是这样，即使是同样的药，药材公司里的药，即使要比外面贵一半，只因为药材公司有发票这一点，母亲就不会省那种钱。而这种坚持的后果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利润可言。
没有利润也不算是大事，关键是很少有村民落这个好，村民不会管你的药有没有发票，也不会管你究竟是不是几乎在义务劳动，他们只在乎价格是不是比别人高。
只要高上几分钱，你就是个无良的庸医，可是他们从来没有说过，母亲几乎都没有收过药物之外的任何诊疗费。
其实村民的有些不可理喻，确实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每个人的钱都不好挣。
这样的委屈是没有地方可是述说的，母亲只能一个人承受，在那些年里，常常都会听说一些假药事件，不过吃坏人的倒是很少见，因为假药并不一定是毒药，毒药也是有一定成本的，大部分的假药都是廉价的淀粉制成。
这样的假药只会耽误病情，在母亲做乡村医生的四十多年里，没有发生一起因为药物原因的事故，可能是母亲进来的药是保正质量的，因此母亲用药的量，把握的都是在基本的范围之内，就因为此，我常常会听到村民说母亲胆子小，不敢下猛药，对此母亲总是一笑而过。
在县城进上药之后，母亲好像一次都没有在饭店里边吃过哪怕是一碗面，而回家的路，就不是下山时那么的轻松了，即使是城里回乡上的路，也是有一半的路，需要很费力的蹬车子，而回家的自行车上，已经是负重几十斤了。
剩下的大概一半路，也就是七里路吧，母亲需要推着车子步行，全程只有大概十里路，可以比较轻松的骑行，这是从县城到乡里的马路。
到了乡里的时候，有时候母亲会到上级卫生院，也就是乡卫生院，交一些表格什么的，出来的时候，一般会再背一个大概十几斤重的冰块箱，那个年代基本上农村是没有冰箱的，这个冰块箱是用来放一些低温下保存的疫苗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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