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事先的研判，情报参谋也准备了一份美特种兵的详细资料，供小队领导在侦察中对照使用，而这份材料我也带到北京参考。
到了总部，我更多地接触了境外作战处掌握的情报信息，也把“影子”对入缅的未确定身份的外国特种兵的行动目的所作研判分析作了汇报，左处长也向我介绍了境外作战处在这方面的工作，求得一致口径。左处长是个老情报人员，通过与我在业务上的交流，对我的认识又进一步，感觉我还是有一定参谋能力的。
打有可能是美国特种兵的仗，是作战方面的大事，不比只是数个岛国武装特工，都惊动了军委首长。在北京，总部牵头，会同外交、国安等部门开了研讨会，讨论对策和商讨各种方案及行动的后果。境外作战处由左处长和我参会，由境外作战处处长对发现疑似美特种兵的行动作了详细汇报，我作为处长助手协调了前线和会议成员的通话，并对参会首长提出的若干问题作出回答。因为我对缅甸的地形等方面更熟悉，能够解答这方面的提问。
由于使用了即时通信，碰头会参会成员能及时获得实时的前线信息，故感到这种能及时把握态势，是前所未有的甚至通过这个平台，当场向前沿一线提问。各个方面的首长对此方式颇有新鲜感，有所咨询基本能得到及时回应，不是闷头开会，让思路大为开拓，决策的态度颇为积极。
经过大首长对独超之国动机的深远考虑后，认为趁这支武装立足未稳之际碰一碰，给其一个深刻教训，未尝不是个选项，应该让对方决策者知道缅甸是它碰不得的地方，谁的利益不可触动。如果我们不采取断然措施，我们在缅甸的利益将受到重大威胁，搞不好石油输送管道建设的大笔投资会变成泡影。
敢于下决心打，说明了最上层的首长高度认识到了缅甸对中国的意义，确保我国在缅甸的利益不受威胁，对敢于挑战的势力，不管它来自何方都坚决封杀，都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应对，应是基本态度。
总部作战部门，运用战略情报搜集、人员和电子卫星侦察等手段对大国在亚太地区的军队进行了广泛监视，拟订种种反击方案，供大首长选择。
而此时，挑衅中国军队耐心的该支武装就成了我们最易选择的目标了。首先该敌是秘密潜入，尽管有其内线的接应，但终不是某方军政府的行为故中国也能以秘密打击对秘密潜入，歼敌于无声无息中，让其吃个哑巴亏。其次，对方出动的只是数十人的小部队，且孤立无援，作战易于控制，难影响到国内的经济建设，国家的外交事务，经全面评估认为于我国改革和发展的损伤不大。
在北京的联席会议决定“打”之后，总部首长继续组织作战部门研究了怎么“打”的问题。尽管“影子”在前线坚持了两个多月，提供了及时和出色的情报，但有决定权的军官对“影子”作战小队的实力仍有看法，认为“影子”作战小队兵力小、武器单一，如此重大的作战行动怕是拿不下。既然上级决定“打”了，就该拿出最精锐的特战兵力，以主力全力一击，力争一战取胜。这个意见受到普遍认可，最后境外作战处接受了部里的决定，把任务交给了离战地最近的我们所熟悉的猎鹰特战大队。
我在北京的使命结束，我也愿尽快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次日，我随从这次总部派出的前指指挥李靖大校乘机返回云南。总部在特战大队指挥室建立了前指，但没有使用“影子”的指挥平台。
我不得不随猎鹰特种大队入缅的兵力行动，好在纪中校把一个最新改进的野战个人终端派人及时送到前指交给了我。有了这个工作可靠的终端，也使我能够和自己的部队建立联系，到了战地可依靠终端尽快找到自己的部队。
在前指，也有高级军官不赞成我随特战大队出动人员入缅，这会对兄弟部队有干扰。好在猎鹰的行动人员对我都很熟悉，谁也没在意这个。
我没有随身携带长武器，只有一把日式精制手枪，带队的陈副大队长提出给我配一支95步枪，但我们“影子”有纪律，不能持我军制式步枪作战，所以我只要了一把非制式的短刀。
我是跟随特战大队出动的兵力潜入了缅甸境内。入缅兵力是分成几队采取不同路线开进，以掩护我们的企图。
第三天晚上日落后，特战大队出动的兵力按照作战计划，分别朝着各自的攻击出发区悄悄进入原始森林，向敌营地奔袭。按照作战计划，特战大队出动两个特战中队、一个火力小队和一个技侦小队，其中一个中队、火力小队、技侦小队一部为主力在大队长的指挥下从正面进攻二个小队和技侦小队一部在副大队长的指挥下由山中绕向敌营地北侧包抄一个小队由一位中队长的带领下从山中绕向敌营地南侧包抄并堵住敌人退路而后三股兵力在指挥组的统一号令下发起攻击。
而向南包抄的方向正是去“影子”作战小队监视美特种兵的位置，我自然和这个小队一同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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