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上级在宴会上与“地主”打过交道，就来看我们搞成的东西。
北京来客看到指挥情报车前的警卫有高度的负责态度，严格按照规定执勤，第一眼就有些满意了，认为我们保密保卫工作到位。
然后，他们上到车厢观看，这玩艺在北京来客眼里就是个东西，我没有开机，只是简单地介绍。不过祖、左二人看得远不如系统所的首长仔细，当然系统所的大校是专家嘛！机要局的上校看得也很仔细，详细询问了涉密设备的安保措施，检查了措施的执行情况。
我一看，自己的领导合着就是个陪客了，打起了十二万份小心，伺候着来自总部其它部门的领导，仔细全面地向他们介绍了每个单元、每个系统，其功能指标一一说清楚，嗯，一定要从他们口中得到肯定，后面的事还指望他们高抬贵手呢。
他们高抬贵手的直接结果就是，总装专家推荐的新设备，很快调来安装到指挥车上，替换下原有的，用到我们这个系统上，经过检验，效果不错，确实解决了一些问题，而且减小了体积和重量，让我很是振奋。
专家们一致认可了以新型设备替换曾确定的同类品，但把航天工程中的东西用到地面作战指挥上，需要修改和建立适合陆军使用的软件和操作系统。当那两位领导问到我下一步主要解决什么问题时，我答道：“我们将工作重点放到指挥情报车系统统合后的操作系统上。”
显然这也是他们关心的东西！
硬件设备刚刚搞出来，这时我无法细说软件的架构和体系，我答应他们会和有关专家尽快落实操作系统的制作方案。他们二人都交代了要我为此紧密联系他们和他们的部门，方案成熟需要赶快上报审批。
将北京来客送走，我的心立刻沉重起来，第二阶段的攻坚克难开始了。你说我是不是自找麻烦？
这个操作系统需要的只是国防科技大学很小领域里的专家，围绕着指挥情报车再没有那么大的热闹景象了。而这个任务在我们研发团队，大部分人也是使不上力气的。我和纪中校仅留下了宗宛少校、姚廉锡上尉、吴远上尉、于海洋上尉和谭军少尉，完成下一阶段的操作系统和终端研制的工作。
前方任务很重，我不能只为自己有人手用，就不管小队的作战了。管不管这些军官想不想回前方，他们的岗位在那边，我都不能不做出这个决定，让詹主任带其余的军官归队。
很快和国防科技大学的教授把操作系统的研发方案确定下来，发现这仍是一个工作量极大的工程，又是必须做的工程，无法依靠原有的。我觉得搞软件还是回西安好，那边的资源便于利用，而在这里我又无法一个人完成那么大的一个软件工程，于是，我向上级请示把任务下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我去组织人员攻关。
总参系统所的领导在电话上同我谈了有关技术涉及总部的机密，不可轻与地方院校。听闻上级的意见，让我很失望，可这个必须完成的工作还得干啊！没有必要的助力，短时间是不可实现的。为了早日取得决定性的成功，我豁出去了，准备了一天的说辞，我又给自己的上级打电话，向左处长介绍了在校时我所参与的一些保密的软件项目，并说那时这些项目都是与高度机密的军事课题相关的，我们是普通大学生啊！
左处长也不好提出自己的意见，便把电话转到了祖副部长处，他让我向大校力争。左处长看来被我说动。
在电话中面对祖大校，我相当紧张，先是卖个乖，“首长，项目工作已经进入关键期，系统整合基本完成，现在要做的是搞个操作系统，实际这是个软件，要编写一个完整的软件我一个人是不行的，从来也没干过。所以我向您请求帮助，让我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组织人员完成。因为其实软件所用的语言并无秘密而言……”
副部长打断我的话，“你说的技术层面的事我不懂，你就从技术上确认下，对保密设备有没有泄密的后果。”
“不会有什么泄密的情况，我能肯定。”
“好，我给有关领导反映下，最后的结果估计还得你去说清楚。”大校放下了电话。
接下去又得与系统所的首长公关，不过这次他倒是耐心听了我的解释，并对他提出的疑问“你为什么不能在国防科技大学组织攻关”做出回答。
我强调说：“国防科技大学搞的东西与我们用的不在一条道上，让他们来搞很难一下进入状况，需要我的大量指导。首长这是不现实的。而西电就不一样，他们搞的我了解，而且很先进，是最合适的空间联络的数据处理软件构建团队。由他们干，事半功倍，这是我不放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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