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这些心气高的参谋、干事压住，才好调动他们工作的积极性，不管小队的工作，还是指挥情报系统的开发，都需要他们全力投入进去。他们是小队接受任务到完成任务这个过程的重要参与者，今后想要在境外打好仗，必须有他们提供策划、组织、上传、下达、监督各个环节的支持，现代军队行动必须依靠有高超业务能力的参谋工作，尤其是在善于利用数学方法和指挥技术装备方面。
虽然我对参谋工作还不熟悉，但通过实战我已有这方面的大体认识。指挥情报室的工作，说到底属于参谋业务，不是我擅长的领域，尽管我有自己的认识，但做起来仍属赶着鸭子上架，必须在他们这些参谋干事的协助下清晰理解、切实掌握机关工作的规律和方式。哎呀，别介意我这样写，写着写着就变成了公文腔，毛病太多。
当新来的彭涛、李文歆、于海洋三个涉及作战参谋岗位的军官来到后，我得先了解他们，知道他们曾经的经历和业务特长，才好对他们提出要求，同时也有向他们学习之意。
从档案中获悉：彭涛来自南京军区，属于地方大学理科生入伍，先是干技术，后转为参谋工作，才成为一个军事干部他的特点是运筹学出色，数学不错，可塑造性强。他能来我部，大概上级看中了他的背景适合我的要求。
李文歆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英语专业，但从军后他真有一种敢为“天下先”的劲头，凭着读得懂外语说明书，干起了模拟器训练工作，是懂技术装备、并使用技术装备开展训练的军官，这次搞装备希望他能发挥作用，因为他有经验嘛。而且李文歆有英语特长，很适合在作战小队发展。
于海洋是国防科技大学培养的科技管理型干部，是国防科委下属卫星飞控部队的参谋，是军队的生长型干部，来我部也是看上了他的学历背景和工作性质，当然上级是冲着“卫星”两字才把他调来，因为我在报告上提出需要懂卫星的军官，认为或许能够为我所用。这里根本没有“或许”的可能，绝对是我用得到的人才，实实在在地需要。
他们的资历大多比我老，有二十五、六岁的年龄，而且他们的军事素质不适合目前“影子”所承担的任务性质，我一时头疼起来。但几个与作战业务相关的参谋到“影子”都是雄心勃勃，就是来得晚了，屈居于与他们资历略高的行政技术军官手下，而且直属上级还不是作战指挥专业的人员充任，和他们一样都是地方大学的毕业生，甚至不如国防科技大学。要说他们在以前的单位都是优秀称职的军官，这样的安排让他们有些不太情愿，但在我的眼里他们的资历、业务经历这些都不算什么，我要的是他们能够协助我完成依托技术装备的技术参谋业务。
作为业务建设，我对三个作战、作训、军务参谋提出了要求，要他们恶补有关4的知识和理论，熟悉外军的实践和所使用的技术装备，从理论上搞懂弄通相关的技术，胜任“影子”作战指挥依托高技术装备遂行任务的特点。这对他们来说是个“下马威”，出乎他们的预料。可是，我抓得紧，逼得紧，非得让他们成为行家里手。
至少开始阶段于海洋参谋被我逼得发奋读书，整个改作了技术军官。于参谋是个好样的，没有被那些电子知识吓住，结合本身的工作背景，一块一块地摸索、掌握，在吸收引进高科技技术和装备上以后成长为我的得力助手。
同样的是詹主任，作为情报人员出身的军官，对于所获得的情报在快速传输、处理上有深切感受，不顾自己已经快30岁了，在“影子”小队这样新型作战力量的队伍中，迅速找准自己的位置，那就是依靠原有的经历，尽量往我所提出高度重视技术的要求上靠，很多时候和陈副主任、吴远参谋一起研究、讨论，从中学习、领悟。可以想得到情报人员的脑子转得是多么快的，也会根据实际形势采取最有利于自己的行动。我十分赞赏詹少校的转型和刻苦用功，而他一身两兼，还要做好小队的行政管理工作，很是不易。
干事们不理解为什么把他们安排在指挥情报室里，而不是类似的政治工作部门。为什么？我解释不出，但我对他们说很愿意大家一起工作，和军事干部相互配合，做好小队的工作，打好仗和打胜仗。这话说得那几干事笑了，保卫干事说：“副队长，你还有原则么？难道你不该指导我们的工作么？起码教会我们打仗吧。”
“在你们的业务范围内，我是个学兵，但教你们打仗却是我的责任，你们能军政全优才是我高兴看到的。你们能往军政全优上发展么？”
“副队长，我们听你的。”彭子何有些“那个”地呼应我。
从他们三人的目光中，我明白他们认可我对他们的期望。
指挥情报室人员到位，上级对我的报告也及时做出批示，是初步批示。是因为我在报告中提出技术保障对前敌侦察到的情报尽快上传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并提出我对这一系统的整体功能的设想。总参有关部门认为这个建议很有价值，需要尽快安排落实，批示中指示由我牵头作战情报室承担此技术系统的筹划、研发，把这个小的机关建成为一个依靠技术装备精简高效的作战计划执行机构。
我把这个批示向陈副主任及各位参谋干事传达，引来他们一阵惊呼，意识到来“影子”确实有一种从军新理念了，那就是打破了军中既有常规，给了他们施展自己才能的天地。当然我也有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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