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因为那十年里养成了任诞通脱的性格，我并不为自己的处境感到难过，反而很快就适应了酒肆杂役的生活。我还会常常思念早逝的父母，但酸楚总会很快转化为勇气。 那曾经个在山林间上蹿下跳的野小子就这样又回来了。 虽说是粗使杂役，但我的日子过得并不糟糕。长安城太大了，人口也极多，而这般教坊酒肆一类的场所，各色人等更是混杂。 我从未见过这么多人，觉得有趣极了，便喜欢在干活的闲暇坐在门口观察来往的客人。如此时日一长，一位客人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穿了什么衣料，是何等身份，我都能辨个八九不离十。 有一天，酒肆里忽然来了两个说着日本语的青年后生，因长安城的外国人遍地都是，日本人的外貌又与唐人无差，原也不算稀奇，但这二人皆穿着同样的乌青圆领服，行止气度格外清拔，却是引起了我的注意。 店主亲自上前接待，但因语言有碍，显得非常为难，这时我便想毛遂自荐，可不等我走过去，其中一个长得略高的青年竟以一口纯正的关中秦音先问起了话。 我震惊了，他这口正音，比我讲得还要标准！我不过是因为在越地长大，但他可是外国人呐！ 于是，他整个用餐期间，我的眼睛就长在他身上了。此人身材挺拔，脸廓英俊，风采高逸，谈笑从容，似是书生却不显儒弱，一双目光恰如明月清辉，纯净而温存。 最终，我得了八个字：神清骨秀，器宇轩昂。除父亲之外，我还从未这样仔细端量过一个男子，而他吃这一餐饭的工夫，我就很喜欢他了。 待他们离开后，我便迫不及待地向店主追问。原来，他们是长安国子监的太学生，也是日本遣唐的留学生，身上穿的乌青袍服则是监生统一的服制。 我在那一刻忽然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也要去国子监读书。 我不是说说而已，我真的这么做了。次日起，我便开始四处打听国子监招收学生的条件，我知道自己必然不符合要求，但经过几番认真钻研，终究被我探出一条路来。 国子监下设六个学馆，分别是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前三者乃教授儒家经义，本为一系，而后三学则专攻术业，各不相同。 无论想要进入这六学中的哪一个，都需要经过入学考试，而六学对学生的年纪、出身等要求也不尽相同。 我因知道那青年是太学生，先也无意涉足其他学馆，只想入太学，但太学只招收年满十四岁，五品以上文武官员的子弟，我便把目光对准了条件更宽的四门学，想着先进去再说。 这四门学虽也要求年满十四岁，但它可以接纳庶人子弟，且同太学分属一系，考核后便能升转。 便如此明确目标后，我在自己的公验过所上做起了文章。因此前就已涂改过公验上的字，而官署核验学生身份必然严格，就不便再改，但这也没难倒我。 我直接将那旧公验毁了，对店主谎称丢失，请他给我写了个手实，去东市里正处补办了一份新的。于是，我变成了长安四年出生的越人赵逸卿，一下子长了三岁，变成了十四岁。 万事俱备，我前往国子监报了名，新身份使我畅通无阻，考试则在半月之后。也就到这时候我才开始有点紧张，怕自己学问太浅，过不了第一道关。然而，到考试那天我才发现，并不是要写什么长篇大论，而仅仅是面对三个考官回答几个问题就可以了。 他们先让我背诵了一段《荀子》，然后又问了《论语》，我就把我知道的都讲了一遍，也不管该是什么章法，终究，以三分险过。 此后不过十多天，我即顺利收到了入学的凭引，成为了一个四门生。 入学当天是九月十八，恰是我十一岁的生辰。 我同所有新生一样，手持入学凭引在国子监的正门集合，随着礼官高唱姓名依序入内。国子监极大，常年在读的学生竟多达两千多名，而其中就以我在的四门学人数占了六成。 每个学馆都设有独立的公膳所，宿舍也分在各个学馆内，且是每人单独一小间。入学当天即发放了每人两套的监生服，春夏一套，衣料轻薄，秋冬一套，俱是棉织。总之，在我这个漂泊之人看来，待遇是极好的。 不过，事情也并非一帆风顺，次日我就经历了一场不小的跌宕。在这里上学，虽说食宿全免，却是要交束脩的，庶人子弟是一匹绢，相当于两百钱。 我交不起，身上最值钱的就是那个玉羊吊坠，却又不能离身变卖。正当我无限惆怅之时，我遇到了助教赵玄默。他是四门助教，也是当世名儒。他见我这般潦倒，不仅代出了这一匹绢，还赠给我一套自用的文房当做勉励。 从长安到越州，再从越州回到长安，我不知道将来还会有怎样的变数，但眼下，我的监生生涯就这么实实在在地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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