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民并耕之说，反映了当时贫苦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和共同劳动思想。
它要求人人都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是这种主张却只能是一种幻想，根本不可能实现。
许行的主张与儒家孟子所主张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思想是针锋相对的。他的价格论反映了当时贫苦农民反对商人利用市场高利盘剥，要求调整物价的原望。
这种主张比杨朱的“为我”、“贵己”而又不“纵欲”、“侵物”，更激进一些。
杨朱代表的是小块土地私有者的利益，他们只要求保护其小私有者的财产;而许行则代表贫苦农民的利益，他们一无所有或者虽有也不多，仅靠两手劳动维护生活。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使许行对社会分工和价值问题不可能有正确的认识。
孟子的“劳心”、“劳力”的社会分工说，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合理的成分。因为社会分工的不断扩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所以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
它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进步，当然这个进步是建筑在劳动人民付出血汗代价基础上的。
随着阶级的消亡，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分工也会逐步消失。
孟子抓住许行关于社会分工理论的弱点，用偷换概念的手法，把脑力劳动者和剥削者等同起来，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工的必然性为剥削制度进行辩护，时而把它说成是“天下之通义”，提高到普遍原则的高度，从而论证了剥削制度的合理性和永恒性，这当然是十分错误的。
许行的价格论只注意到了物品的数量长短、多寡、大小等而忽视了物品的质量。
这说明许行并不了解生产品价格构成的原理，因此他的价格论只能流于空想而根本不能实行。
孟子强调了同种物品的质量相差悬殊很大，生产同种物品，所需付出的劳动的多少也很悬殊。
他抓住许行价格论的这个漏洞，认为许行把不同质量的物品规定相同的价格，就会造成天下大乱。
生产质量不同的产品要付出不同的劳动，如果市场规定的价格是一样，那么，质量高的产品就会没有人生产。
因此，孟子认为：“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
就是说，用许行的办法，结果会使人互相弄虚作假，这样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呢？
这里，孟子夸大了许行价格论的缺陷，在某种程度上也歪曲了他的愿意。
比如许行说：“屦大小同，则贾相若”，孟子就歪曲为“巨屦小屦同贾”。
但是，孟子注意到了物品质量的问题，则是比许行的价格论更进一步的地方。
还有在战国时期，金属货币早已出现，如齐国有刀币，楚国有“印子金”等等，而许行却主张以物易物，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倒退。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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