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又没听？”
“恩，说什么了。”
舍长叹了口气，还没来得及向我进行实况转播电流声就又响了起来，站在国旗下不知道是主任还是书记的老师费力的拍了拍不听话的话筒，同时第N次清了清嗓子。
“总之，以后咱们喊口号这一项也会计入量化评比，前三名的班级有额外加分，一百分贝算合格，一百分贝以下的班级，等所有班回班之后继续跑步，什么时候喊到一百分贝了什么时候回班。”
我想我的脸色并不比舍长好多少
“这又是抽什么风啊。”我小声问。
“不知道，好像他们去视察时看到有学校是这么做的，所以，就这个样子了。”
这的确是桦实的风格，每次这些老师出去视察一圈，我们就会更倒霉一点，好多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规矩都是这样立起来的，比如男女生分开打水路线，比如跑操集合时间不超过五分钟，我们的校长是一个崇尚“海纳百川”的领导者，只是这些包容性明显全体现在了“立规矩”上。
“据说学校还花钱买了两个分贝仪，到时候跑道两边的老师一人一个。”舍长没有看我，维持着面朝前貌似认真听讲的样子，讲话的老师不知道又说了些什么，大家忽然鼓起掌来。
“不会这么变态......吧。”我的声音跟在淅淅沥沥的掌声之后，听起来比应付讲话的掌声更加的，半死不活。
舍长微微侧过头，露出一个含义为“你觉得呢”的表情。
我依稀记得我见过她露出这样的表情，在半年前另一个也穿着教职工专服的老师讲话说要记录跑操集合时间，而我质疑“怎么可能？难道他们还拿着秒表不成”的时候，那次舍长的表情和现在的一模一样。
事实再一次证实了舍长是对的，第二天我就在老师手里见到了测分贝的仪器，跑到南侧的老师不固定，北侧的老师就是那个负责五分钟计时的老师，每次一个班的口号喊完，他都会举起话筒报出该班级的分贝数。
我一头冷汗，他们来真的。
第一天跑操，我们年级十二个班级五个班级留下罚跑，其中并没有我们班，我们四班在撑场面方面从来不掉链子，我喊了多大声我不知道，反正每次喊完我左右两侧的耳膜都嗡嗡作响。
大家骂骂咧咧的回班，本来四圈操场、八个人横排面已经让我们疲惫不堪了，现在还要分出一部分精力对付分贝仪，大家的抱怨是难免的。说来挺奇怪的，大家本是同病相怜，但是听着操场上依旧在喊号的班级，我们还是会觉得幸灾乐祸，好像别人倒霉就能让自己看起来更幸运一点。
在我们都无奈而开心的笑嘻嘻走回班时，苏正阳不知道又抽的什么风，紧跟在老班身后进了办公室。
然后义正言辞的指出一百分贝已经是噪音了，会对人体造成损害的，老师您教物理的不可能不知道。
付厉对苏正阳这种毫不畏惧的“无理取闹”已经习惯了，笑笑点头听他说，同时拿出茶杯、装茶叶、倒水、吹凉。
我一直觉得付厉对苏正阳过分宽容，倘若是班上其他任何一个男生这样和他说话，哪怕是班长都会被立刻骂回来。
苏正阳做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因为学校饭菜配置不合理、因为桶装饮用水收费过高、因为男女生打水设施分配不均、因为宿舍值日标准太过严苛......
之前他初来乍到，初生牛犊不怕虎，付厉在他一次次上书反馈中也了解了他之前生活在怎样一个“天堂般”的学校，办公室老师还都乐呵呵的把苏正阳的反馈当做日常段子。
久而久之，也不知道是付厉习惯了苏正阳的“坦诚之心”，还是苏正阳明白了付厉的“无能为力”，苏正阳照旧把问题上报，付厉照旧安抚但不解决，竟然也能一直平和的相处下去。
但其实苏正阳不是不懊恼，他也曾奇怪的问过我，为什么小年轻讲课讲的那样烂却没有家长要求换老师？为什么食堂收费不合理没有学生报告给教育局？这是你们的权利啊？你们为什么不维护？
很多时候苏正阳在我眼里都是一个师父的形象，他什么都会什么都懂，在当下的环境对我来说接近无所不能，但是在他问出这些傻里傻气的问题时，我觉得我是她的师父。
苏正阳不会懂，我、我们、连同我们的家长，从不认为上学是国家赋予公民的权利，学校对于我们来说是威严、是不可侵犯，在经年累月的“硬式教育”下，我们早就学会了无脑式遵从。
我们不想问为什么，因为问题不会得到解决。
我们不能问为什么。因为我们会被当做问题。
付厉对苏正阳宽容，不代表他对每一个人都同样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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