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货一
曰：“取财於地，而取法於天。富国之本，在於农桑。”明初，沿元之旧，钱法不通而用钞，又禁民间以银交易，宜若不便於民。而洪、永、熙、宣之际，百姓充实，府藏衍溢。盖是时，劭农务垦辟，土无莱芜，人敦本业，又开屯田、中盐以给边军，饷不仰藉於县官，故上下交足，军民胥裕。其后，屯田坏於豪强之兼并，计臣变盐法。於是边兵悉仰食太仓，转输住往不给。世宗以后，耗财之道广，府库匮竭。神宗乃加赋重征，矿税四出，移正供以实左藏。中涓群横敛侵渔。民多逐末，田卒污莱。吏不能拊循，而覆侵刻之。海内困敝，而储积益以空乏。昧者多言复通钞法可以富国，不知国初之充裕在勤农桑，而不在行钞法也。夫缰本节用，为理财之要。明一代理财之道，始所以得，终所以失，条其本末，著於篇。
户口田制
太祖籍天下户口，置户帖、户籍，具书名、岁、居地。籍上户部，帖给之民。
有司岁计其登耗以闻。及郊祀，中书省以户籍陈坛下，荐之天，祭毕而藏之。洪武十四年诏天下编赋役黄册，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馀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后以丁粮多寡为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在城曰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里编为册，册首总为一图。鳏寡孤独不任役者，附十甲后为畸零。僧道给度牒，有田者编册如民科，无田者亦为畸零。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册，以丁粮增减而升降之。册凡四：
一上户部，其三则布政司、府、县各存一焉。上户部者，册面黄纸，故谓之黄册。
年终进呈，送后湖东西二库庋藏之。岁命户科给事中一人、御史二人、户部主事四人厘校讹舛。其后黄册只具文，有司征税、编徭，则自为一册，曰白册云。
凡户三等：曰民，曰军，曰匠。民有儒，有医，有阴阳。军有校尉，有力士，弓、铺兵。匠有厨役、裁缝、马船之类。濒海有盐灶。寺有僧，观有道士。毕以其业著籍。人户以籍为断，禁数姓合户附籍。漏口、脱户，许自实。里设老人，选年高为众所服者，导民善，平乡里争讼。其人户避徭役者曰逃户。年饥或避兵他徙者曰流民。有故而出侨於外者曰附籍。朝廷所移民曰移徙。
凡逃户，明初督令还本籍复业，赐复一年。老弱不能归及不愿归者，令在所著籍，授田输赋。正统时，造逃户周知册，核其丁粮。
凡流民，英宗令勘籍，编甲互保，属在所里长管辖之。设抚民佐贰官。归本者，劳徕安辑，给牛、种、口粮。又从河南、山西巡抚於谦言，免流民复业者税。
成化初，荆、襄寇乱，流民百万。项忠、杨璇为湖广巡抚，下令逐之，弗率者戍边，死者无算。祭酒周洪谟著，引东晋时侨置郡县之法，使近者附籍，远者设州县以抚之。都御史李宾上其说。宪宗命原杰出抚，招流民十二万户，给闲田，置郧阳府，立上津等县统治之。河南巡抚张亦请辑西北流民。帝从其请。
凡附籍者，正统时，老疾致仕事故官家属，离本籍千里者许收附，不及千里者发还。景泰中，令民籍者收附，军、匠、灶役冒民籍者发还。
其移徙者，明初，当徙苏、松、嘉、湖、杭民之无田者四千馀户，往耕临濠，给牛、种、车、粮，以资遣之，三年不征其税。徐达平沙漠，徙北平山后民三万五千八百馀户，散处诸府卫，籍为军者给衣粮，民给田。又以沙漠遗民三万二千八百馀户屯田北平，置屯二百五十四，开地千三百四十三顷。复徙江南民十四万於凤阳。户部郎中刘九皋言：“古狭乡之民，听迁之宽乡，欲地无遗利，人无失业也。”太祖采其议，迁山西泽、潞民於河北。众屡徙浙西及山西民於滁、和、北平、山东、河南。又徙登、莱、青民於东昌、兖州。又徙直隶、浙江民二万户於京师，充仓脚夫。太祖时徙民最多，其间有以罪徙者。建文帝命武康伯徐理往北平度地处之。成祖核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自是以后，移徙者鲜矣。
初，太祖设养济院收无告者，月给粮。设漏泽园葬贫民。天下府州县立义冢。
又行养老之政，民年八十以上赐爵。复下诏优恤遭难兵民。然惩元末豪强侮贫弱，立法多右贫抑富。尝命户部籍浙江等九布政司、应天十八府州富民万四千三百馀户，以次召见，徙其家以实京师，谓之富户。成祖时，复选应天、浙江富民三千户，充北京宛、大二县厢长，附籍京师，仍应本籍徭役。供给日久，贫乏逃窜，辄选其本籍殷实户佥补。宣德间定制，逃者发边充军，官司邻里隐匿者俱坐罪。
弘治五年始免解在逃富户，每户徵银三两，与厢民助役。嘉靖中减为二两，以充边饷。太祖立法之意，本仿汉徙富民实关中之制，其后事久弊生，遂为厉阶。
户口之数，增减不一，其可考者，洪武二十六年，天下户一千六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口六千五十四万五千八百十二。弘治四年，户九百十一万三千四百四十六，口五千三百二十八万一千一百五十八。万历六年，户一千六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六，口六千六十九万二千八百五十六。太祖当兵燹之后，户口顾极盛。其后承平日久，反不及焉。靖难兵起，淮以北鞠为茂草，其时民数反增於前。后乃递减，至天顺间为最衰。成、弘继盛，正德以后又减。户口所以减者，周忱谓：
“投倚於豪门，或冒匠窜两京，或冒引贾四方，举家舟居，莫可踪迹也。”而要之，户口增减，由於政令张弛。故宣宗尝与群臣论历代户口，以为“其盛也，本於休养生息，其衰也，由土木兵戎”，殆笃论云。
明土田之制，凡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初，官田皆宋、元时入官田地。厥后有还官田，没官田，断入官田，学田，皇庄，牧马草场，城苜蓿地，牲地，园陵坟地，公占隙地，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赐乞庄田，百官职田，边臣养廉田，军、民、商屯田，通谓之官田。其馀为民田。
元季丧乱，版籍多亡，田赋无准。明太祖即帝位，遣周铸等百六十四人，核浙西田亩，定其赋税。复命户部核实天下土田。而两浙富民畏避徭役，大率以田产寄他户，谓之铁脚诡寄。洪武二十年命国子生武淳等分行州县，随粮定区。区设粮长四人，量度田亩方圆，次以字号，悉书主名及田之丈尺，编类为册，状如鱼鳞，号曰鱼鳞图册。先是，诏天下编黄册，以户为主，详具旧管、新收、开除、实在之数为四柱式。而鱼鳞图册以土田为主，诸原坂、坟衍、下隰、沃瘠、沙卤之别毕具。鱼鳞册为经，土田之讼质焉。黄册为纬，赋役之法定焉。凡质卖田土，备书税粮科则，官为籍记之，毋令产去税存以为民害。又以中原田多芜，命省臣议，计民授田。设司农司，开治河南，掌其事。临濠之田，验其丁力，计亩给之，毋许兼并。北方近城地多不治，召民耕，人给十五亩，蔬地二亩，免租三年。每岁中书省奏天下垦田数，少者亩以千计，多者至二十馀万。官给牛及农具者，乃收其税，额外垦荒者永不起科。二十六年核天下土田，总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盖无弃土矣。
凡田以近郭为上地，迤远为中地、下地。五尺为步，步二百四十为亩，亩百为顷。太祖仍元里社制，河北诸州县土著者以社分里甲，迁民分屯之地以屯分里甲。社民先占亩广，屯民新占亩狭，故屯地谓之小亩，社地谓之广亩。至宣德间，垦荒田永不起科及下斥卤无粮者，皆核入赋额，数溢于旧。有司乃以大亩当小亩以符旧额，有数亩当一亩者。步尺参差不一，人得以意赢缩，土地不均，未有如北方者。贵州田无顷亩尺籍，悉徵之土官。而诸处土田，日久颇淆乱，与黄册不符。弘治十五年，天下土田止四百二十二万八千五十八顷，官田视民田得七之一。嘉靖八年，霍韫奉命修会典，言：“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额田已减强半，而湖广、河南、广东失额尤多。非拨给於王府，则欺隐於猾民。广东无藩府，非欺隐即委弃於寇贼矣。司国计者，可不究心？”是时，桂萼、郭弘化、唐能、简霄先后疏请核实田亩，而顾鼎臣请履亩丈量，丈量之议由此起。江西安福、河南裕州首行之，而法未详具，人多疑惮。其后福建诸州县，为经、纬二册，其法颇详。然率以地为主，田多者犹得上下其手。神宗初，建昌知府许孚远为归户册，则以田从人，法简而密矣。万历六年，帝用大学士张居正议，天下田亩通行丈量，限三载竣事。用开方法，以径围乘除，畸零截补。於是豪猾不得欺隐，里甲免赔累，而小民无虚粮。总计田数七百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视弘治时赢三百万顷。然居正尚综核，颇以溢额为功。有司争改小弓以求田多，或掊克见田以充虚额。北直隶、湖广、大同、宣府，遂先后按溢额田增赋云。
屯田之制：曰军屯，曰民屯。太祖初，立民兵万户府，寓兵於农，其法最善。
又令诸将屯兵龙江诸处，惟康茂才绩最，乃下令褒之，因以申饬将士。洪武三年，中书省请税太原、朔州屯卒，命勿徵。明年，中书省言：“河南、山东、北平、陕西、山西及直隶淮安诸府屯田，凡官给牛种者十税五，自备者十税三。”诏且勿徵，三年后亩收租一斗。六年，太仆丞梁仙帖木尔言：“宁夏境内及四川西南至船城，东北至塔滩，相去八百里，土膏沃，宜招集流亡屯田。”从之。是时，遣邓愈、汤和诸将屯陕西、彰德、汝宁、北平、永平，徙山西真定民屯凤阳。
又因海运饷辽有溺死者，遂益讲屯政，天下卫所州县军民皆事垦辟矣。
其制，移民就宽乡，或召募或罪徙者为民屯，皆领之有司，而军屯则领之卫所。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军受田五十亩为一分，给耕牛、农具，教树植，复租赋，遣官劝输，诛侵暴之吏。初亩税一斗。
三十五年定科则：军田一分，正粮十二石，贮屯仓，听本军自支，馀粮为本卫所官军俸粮。永乐初，定屯田官军赏罚例：岁食米十二石外馀六石为率，多者赏钞，缺者罚俸。又以田肥瘠不同，法宜有别，命官军各种样田，以其岁收之数相考较。
太原左卫千户陈淮所种样田，每军馀粮二十三石，帝命重赏之。宁夏总兵何福积谷尤多，赐敕褒美。户部尚书郁新言：“湖广诸卫收粮不一种，请以米为准。凡粟谷黍大麦荞二石，稻谷秫二石五斗，稗三石，皆准米一石。
小麦芝麻豆与米等。”从之，著为令。
又更定屯守之数。临边险要，守多於屯。地僻处及输粮艰者，屯多於守，屯兵百名委百户，三百名委千户，五百名以上指挥提督之。屯设红牌，列则例於上。
年六十与残疾及幼者，耕以自食，不限於例。屯军以公事妨农务者，免徵子粒，且禁卫所差拨。於时，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於交，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在兴屯矣。宣宗之世，屡核各屯，以征戍罢耕及官豪势要占匿者，减馀粮之半。迤北来归就屯之人，给车牛农器。分辽东各卫屯军为三等，丁牛兼者为上，丁牛有一为中，俱无者为下。英宗免军田正粮归仓，止徵馀粮六石。后又免沿边开田官军子粒，减各边屯田子粒有差。景帝时，边方多事，令兵分为两番，六日操守，六日耕种。成化初，宣府巡抚叶盛买官牛千八百，并置农具，遣军屯田，收粮易银，以补官马耗损，边入称便。
自正统后，屯政稍弛，而屯粮犹存三之二。其后屯田多为内监、军官占夺，法尽坏。宪宗之世颇议厘复，而视旧所入，不能什一矣。弘治间，屯粮愈轻，有亩止三升者。沿及正德，辽东屯田较永乐间田赢万八千馀顷，而粮乃缩四万六千馀石。初，永乐时，屯田米常溢三之一，常操军十九万，以屯军四万供之。而受供者又得自耕。边外军无月粮，以是边饷恒足。及是，屯军多逃死，常操军止八万，皆仰给於仓。而边外数扰，弃不耕。刘瑾擅政，遣官分出丈田责逋。希瑾意者，伪增田数，搜括惨毒，户部侍郎韩福尤急刻。辽卒不堪，胁众为乱，抚之乃定。
明初，募盐商於各边开中，谓之商屯。迨弘治中，叶淇变法，而开中始坏。
诸淮商悉撤业归，西北商亦多徙家於淮，边地为墟，米石直银五两，而边储枵然矣。世宗时，杨一清复请召商开中，又请仿古募民实塞下之意，招徕陇右、关西民以屯边。其后周泽、王崇古、林富、陈世辅、王畿、王朝用、唐顺之、吴桂芳等争言屯政。而庞尚鹏总理江北盐屯，寻移九边，与总督王崇古，先后区画屯政甚详。然是时因循日久，卒鲜实效。给事中管怀理言：“屯田不兴，其弊有四：
疆埸戒严，一也牛种不给，二也丁壮亡徙，三也田在敌外，四也。如是而管屯者犹欲按籍增赋，非扣月粮，即按丁赔补耳。”
屯粮之轻，至弘、正而极，嘉靖中渐增，隆庆间复亩收一斗。然屯丁逃亡者益多。管粮郎中不问屯田有无，月粮止半给。沿边屯地，或变为斥卤、沙碛，粮额不得减。屯田御史又於额外增本折，屯军益不堪命。万历时，计屯田之数六十四万四千馀顷，视洪武时亏二十四万九千馀顷，田日减而粮日增，其弊如此。时则山东巡抚郑汝璧请开登州海北长山诸岛田。福建巡抚许孚远垦闽海坛山田成，复请开南日山、澎湖又言浙江滨海诸山，若陈钱、金塘、补陀、玉环、南麂，皆可经理。天津巡抚汪应蛟则请於天津兴屯。或留中不下，或不久辄废。熹宗之世，巡按张慎言复议天津屯田。而御史左光斗命管河通判卢观象大兴水田之利，太常少卿董应举踵而行之。光斗更於河间、天津设屯学，试骑射，为武生给田百亩。李继贞巡抚天津，亦力於屯务，然仍岁旱蝗，弗克底成效也。明时，草场颇多，占夺民业。而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太祖赐勋臣公侯丞相以下庄田，多者百顷，亲王庄田千顷。又赐公侯暨武臣公田，又赐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禄。指挥没於阵者皆赐公田。勋臣庄佃，多倚威捍禁，帝召诸臣戒谕之。其后公侯复岁禄，归赐田於官。
仁、宣之世，乞请渐广，大臣亦得请没官庄舍。然宁王权请灌城为庶子耕牧地，帝赐书，援祖制拒之。至英宗时，诸王、外戚、中官所在占官私田，或反诬民占，请案治。比案问得实，帝命还之民者非一。乃下诏禁夺民田及奏请畿内地。
然权贵宗室庄田坟茔，或赐或请，不可胜计。御马太监刘顺家人进蓟州草场，进献由此始。宦官之田，则自尹奉、喜宁始。初，洪熙时，有仁寿宫庄，其后又有清宁、未央宫庄。天顺三年，以诸王未出阁，供用浩繁，立东宫、德王、秀王庄田。二王之藩，地仍归官。宪宗即位，以没入曹吉祥地为宫中庄田，皇庄之名由此始。其后庄田遍郡县。给事中齐庄言：“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必置立庄田，与贫民较利。”弗听。弘治二年，户部尚书李敏等以灾异上言：“畿内皇庄有五，共地万二千八百馀顷勋戚、中官庄田三百三十有二，共地三万三千馀顷。管庄官校招集群称庄头、伴当，占地土，敛财物，污妇女。稍与分辩，辄被诬奏。
官校执缚，举家惊惶。民心伤痛入骨，灾异所由生。乞革去管庄之人，付小民耕种，亩徵银三分，充各宫用度。”帝命戒饬庄户。又因御史言，罢仁寿宫庄，还之草场，且命凡侵牧地者，悉还其旧。
又定制，献地王府者戍边。奉御赵献雄县地为皇庄，户部尚书周经劾其违制，下诏狱。敕诸王辅导官，导王奏请者罪之。然当日奏献不绝，气请亦愈繁。徽、兴、岐、衡四王，田多至七千馀顷。会昌、建昌、庆云三侯争田，帝辄赐之。武宗即位，逾月即建皇庄七，其后增至三百馀处。诸王、外戚求请及夺民田者无算。
世宗初，命给事中夏言等清核皇庄田。言极言皇庄为厉於民。自是正德以来投献侵牟之地，颇有给还民者，而宦戚辈复中挠之。户部尚书孙交造皇庄新册，额减於旧。帝命核先年顷亩数以闻，改称官地，不复名皇庄，诏所司徵银解部。
然多为宦寺中饱，积逋至数十万以为常。是时，禁勋戚奏讨、奸民投献者，又革王府所请山场湖陂。德王请齐、汉二庶人所遗东昌、兖州闲田，又请白云等湖，山东巡抚邵锡按新令却之，语甚切。德王争之数四，帝仍从部议，但存藩封初请庄田。其后有奏请者不听。
又定，凡公主、国公庄田，世远者存什三。嘉靖三十九年遣御史沈阳清夺隐冒庄田万六千馀顷。穆宗从御史王廷瞻言，复定世次递减之限：勋臣五世限田二百顷，戚畹七百顷至七十顷有差。初，世宗时，承天六庄二湖地八千三百馀顷，领以中官，又听校舍兼并，增八百八十顷，分为十二庄。至是始领之有司，兼并者还民。又著令宗室买田不输役者没官，皇亲田俱令有司徵之，如勋臣例。虽请乞不乏，而赐额有定，徵收有制，民害少衰止。
神宗赉予过侈，求无不获。潞王、寿阳公主恩最渥。而福王分封，括河南、山东、湖广田为王庄，至四万顷。群臣力争，乃减其半。王府官及诸阉丈地徵税，旁午於道，扈养厮役廪食以万计，渔敛惨毒不忍闻。驾帖捕民，格杀庄佃，所在骚然。给事中官应震、姚宗文等屡疏谏，皆不报。时复更定勋戚庄田世次递减法，视旧制稍宽。其后应议减者，辄奉诏姑留，不能革也。熹宗时，桂、惠、瑞三王及遂平、宁德二公主庄田，动以万计，而魏忠贤一门，横赐尤甚。盖中叶以后，庄田侵夺民业，与国相终云。
赋役
赋役之法，唐租庸调犹为近古。自杨炎作两税法，简而易行，历代相沿，至明不改。太祖为吴王，赋税十取一，役法计田出夫。县上、中、下三等，以赋十万、六万、三万石下为差。府三等，以赋二十万上下、十万石下为差。即位之初，定赋役法，一以黄册为准。册有丁有田，丁有役，田有租。租曰夏税，曰秋粮，凡二等。夏税无过八月，秋粮无过明年二月。丁曰成丁，曰未成丁，凡二等。民始生，籍其名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成丁而役，六十而免。又有职役优免者，役曰里甲，曰均徭，曰杂泛，凡三等。以户计曰甲役，以丁计曰徭役，上命非时曰杂役，皆有力役，有雇役。府州县验册丁口多寡，事产厚薄，以均适其力。
两税，洪武时，夏税曰米麦，曰钱钞，曰绢。秋粮曰米，曰钱钞，曰绢。弘治时，会计之数，夏税曰大小米麦，曰麦，曰丝绵并荒丝，曰税丝，曰丝绵折绢，曰税丝折绢，曰本色丝，曰农桑丝折绢，曰农桑零丝，曰人丁丝折绢，曰改科绢，曰棉花折布，曰苎布，曰土苎，曰红花，曰麻布，曰钞，曰租钞，曰税钞，曰原额小绢，曰币帛绢，曰本色绢，曰绢，曰折色丝。秋粮曰米，曰租钞，曰赁钞，曰山租钞，曰租丝，曰租绢，曰粗租麻布，曰课程棉布，曰租苎布，曰牛租米谷，曰地亩棉花绒，曰枣子易米，曰枣株课米，曰课程苎麻折米，曰棉布，曰鱼课米，曰改科丝折米。万历时，小有所增损，大略以米麦为主，而丝绢与钞次之。夏税之米惟江西、湖广、广东、广西，麦惟贵州，农桑丝遍天下，惟不及川、广、云、贵，馀各视其地产。
太祖初立国即下令，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麻亩徵八两，木棉亩四两。栽桑以四年起科。不种桑，出绢一疋。不种麻及木棉，出麻布、棉布各一疋。此农桑丝绢所由起也。
洪武九年，天下税粮，令民以银、钞、钱、绢代输。银一两、钱千文、钞一贯，皆折输米一石，小麦则减直十之二。棉苎一疋，折米六斗，麦七斗。麻布一疋，折米四斗，麦五斗。丝绢等各以轻重为损益，愿人粟者听。十七年，云南以金、银、贝、布、漆、丹砂、水银代秋租。於是谓米麦为本色，而诸折纳税粮者，谓之折色。越二年，又令户部侍郎杨靖会计天下仓储存粮，二年外并收折色，惟北方诸布政司需粮饷边，仍使输粟。三十年谕户部曰：“行人高稹言，陕西困逋赋。其议自二十八年以前，天下逋租，咸许任土所产，折收布、绢、棉花及金、银等物，著为令。”於是户部定：钞一锭，折米一石金一两，十石银一两，二石绢一疋，石有二斗棉布一疋，一石苎布一疋，七斗棉花一斤，二斗。
帝曰：“折收逋赋，盖欲苏民困也。今赋重若此，将愈困民，岂恤之之意哉。金、银每两折米加一倍。钞止二贯五百文折一石。馀从所议。”
永乐中，既得交，以绢，漆，苏木，翠羽，纸扇，沉、速、安息诸香代租赋。广东琼州黎人、肇庆瑶人内附，输赋比内地。天下本色税粮三千馀万石，丝钞等二千馀万。计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岁歉，有司往往先发粟振贷，然后以闻。虽岁贡银三十万两有奇，而民间交易用银，仍有厉禁。
至正统元年，副都御史周铨言：“行在各卫官俸支米南京，道远费多，辄以米易货，贵买贱售，十不及一。朝廷虚糜廪禄，各官不得实惠。请於南畿、浙江、江西、湖广不通舟楫地，折收布、绢、白金，解京充俸。”江西巡抚赵新亦以为言，户部尚书黄福复条以请。帝以问行在户部尚书胡。对以太祖尝折纳税粮於陕西、浙江，民以为便。遂仿其制，米麦一石，折银二钱五分。南畿、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米麦共四百馀万石，折银百万馀，入内承运库，谓之金花银。其后概行於天下。自起运兑军外，粮四石收银一两解京，以为永例。诸方赋入折银，而仓廪之积渐少矣。
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而司农卿杨宪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亩加二倍。
故浙西官、民田视他方倍蓰，亩税有二三石者。大抵苏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洪武十三年命户部裁其额，亩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减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其以下者仍旧。时苏州一府，秋粮二百七十四万六千馀石，自民粮十五万石外，皆官田粮。官粮岁额与浙江通省埒，其重犹如此。建文二年诏曰：“江、浙赋独重，而苏、松准私租起科，特以惩一时顽民，岂可为定则以重困一方。宜悉与减免，亩不得过一斗。”成祖尽革建文政，浙西之赋复重。宣宗即位，广西布政使周干巡视苏、常、嘉、湖诸府还，言：“诸府民多逃亡，询之耆老，皆云重赋所致。如吴江、昆山民田租，旧亩五升，小民佃种富民田，亩输私租一石。后因事故入官，辄如私租例尽取之。十分取八，民犹不堪，况尽取乎。尽取，则民必冻馁，欲不逃亡，不可得也。仁和、海宁、昆山海水陷官、民田千九百馀顷，逮今十有馀年，犹征其租。田没於海，租从何出？请将没官田及公、侯还官田租，俱视彼处官田起科，亩税六斗。海水沦陷田，悉除其税，则田无荒芜之患，而细民获安生矣。”帝命部议行之。宣德五年二月诏：“旧额官田租，亩一斗至四斗者各减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减十之三。著为令。”於是江南巡抚周忱与苏州知府况钟，曲计减苏粮七十馀万，他府以为差，而东南民力少纾矣。忱又令松江官田依民田起科，户部劾以变乱成法。宣宗虽不罪，亦不能从。而朝廷数下诏书，蠲除租赋。持筹者辄私戒有司，勿以诏书为辞。帝与尚书胡言“计臣壅遏膏泽”，然不深罪也。正统元年令苏、松、浙江等处官田，准民田起科，秋粮四斗一升至二石以上者减作三斗，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减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减作一斗。盖宣德末，苏州逋粮至七百九十万石，民困极矣。至是，乃获少苏。英宗复辟之初，令镇守浙江尚书孙原贞等定杭、嘉、湖则例，以起科重者徵米宜少，起科轻者徵米宜多。乃定官田亩科一石以下，民田七斗以下者，每石岁徵平米一石三斗官民田四斗以下者，每石岁徵平米一石五斗官田二斗以下，民田二斗七升以下者，每石岁徵平米一石七斗官田八升以下，民田七升以下者，每石岁徵平米二石二斗。凡重者轻之，轻者重之，欲使科则适均，而亩科一石之税未尝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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