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区别待遇，既要体现在物质待遇上，也要体现在精神待遇上。并且，我们要明确一点：第一，伟大的道路上，既永无止境，也没有退休的说法。退休是生老病死的客观结果，却不是精神上的消寂。对于离退休人员，我们要组织和安排好定期的体检，要根据身体的实际情况，赋予他们一定的深入基层的宣传和教育任务就在他们居住所在地的周围，主要面向年轻人，进行言传身教。可以是他们走进附近的校园，也可以是组织学生到他们家里。有很多工作了一辈子，事业心很强的人，一下子骤然松下来，空下来，闲下来，不仅不是好事儿，反而会导致精神状态的剧变，影响了健康。而另一方面，我们虽然应该给予这些老人各方面的优待，但前提是，他们愿意遵从医嘱。依然可以以吸烟问题为例：对于同时间段参加革ing，并且都有吸烟史的离休人员，愿意下决心戒烟的，待遇就应该比戒不了烟的更好一点儿，这一点儿不必也不该太大，但必须要存在。一个细节的差距无伤大雅，所谓量变引起质变，许多个细节的差距累积起来，就该体现出巨大的待遇差异。”
“黎华，旧时代和新时代的精神要求的区别，既是宏观上巨大的，也是体现在微观上各个方面的细处的。这些细处的明确，也是体制和政策研究室的重要任务之一。我们不必也不该追求立竿见影，但一定要一步步，一点点，不断进步，对于老人，要求可以低一些，对于群众，执行可以宽一些对于年轻人，要求就必须越来越高，对于干部，要求就必须严格落实。所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我们在将来发展得越快，对于年轻人的要求就将越高，相辅相成，可以和五年计划相结合，每5年讨论划分一次，一步一步，最终真正进入社会主义的时代。而这些具体落实的情况，同样应该成为城市分级制度的重要参数。”
听到这里，黎华不禁抬头感慨道：“师父啊！这任务……恐怕不是现在的体制和政策研究室能够做得细、做得好的。”
“没错，所以我以前就说了，我们现在的生产力水平，和苏联差距巨大，而最大的地方，正是苏联计委里的数学人才。当地图头不遗余力地砍掉自家计委时，苏联的不断衰弱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而这些人才，是我们跨越式发展最急缺的。”
黎华无奈地叹了一口气，也举目看着四周，忽然咯咯地笑：“所以，万鹏也不遗余力地修了这么多专家楼。”
顺着她的目光，毕文谦一边喝水，也一边看着这个在10年代算不上多么高级，但在80年代的中国却绝对让绝大多数人羡慕的客厅。
“对了，黎华，关于这些待遇问题，我刚才说的，都只停留在内部的规划。但涉及到待遇的事情，必然是不患寡而患不公的。我们不可能当鸵鸟只考虑内部，所以，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严肃对待。”
“什么问题？”黎华一愣，脸色也严肃了起来。
“反革ing不如不革ing，不革ing不如晚革ing，晚革ing不如早革ing。这是理所应当也显而易见的指导思想，但近些年来，难免有一些人，对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基本路线做出了错误的解读，甚至打着统战工作的幌子，在待遇的落实上甚至造成了早革ing不如反革ing的实际情况。这是必须要纠正和杜绝的现象。为了招商引资之类的目的而给予优惠政策，这无可厚非，但和精神待遇要一码归一码，不能把花了几十年时间，流了鲜血，付出牺牲，好不容易才站直了的膝盖，就这么毫无尊严地又跪了下去。”
又一次，毕文谦重重地将玻璃杯剁在茶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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