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儿我们先给您送来一棵大白菜，三个西红柿，二两瘦肉，一斤蛋，一斤面。今后您要买什么我们就给您捎来。许师傅说。
对门李大妈端了一碗粥进来，她把粥搁在我床边的桌子上说，还是热的，趁着热吃。
有菜又有粥了，我这就给您炒两盘去。魏主任说着便到厨房忙去。
我忙欠起身，连声道谢。
小潘笑容可掬，继续说：另外，西城区环卫所、房管所已同意给您屋里做个卫生间，解决您上厕所的问题，他们备一下材料，这两天就会来装。您看这样行吗？
你们为我考虑得这么周到，我都还没说呢，可你们都想到做到了。
应当做的，这是我们的工作，份内事。还有什么需要的您就尽管说。
几天后西城区环卫所来安装了抽水马桶，房管所为我接上了自来水管，门口修了坡道，纸窗改成了玻璃窗。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我真切地感受到了。
李大妈热牛奶，沈大婶送开水，午前二人搬了张椅子扶我到院子里坐。太阳暖暖地照在身上，微风轻拂着脸颊带来槐花淡淡的清香，几只黄鹂鸟在枝上啾啾啾地欢叫，四岁三岁两个小孩忙着找蚂蚁和槐花豆豆。我坚持练松静功，有了明显的感觉。练功时心情陶然，有时感觉双腿像插入地层一般稳壮，有时又觉得和大气融为一体，欲飘飘而升。每天除了读写，做日常生活的事以外，零散的时间都用来练气功。躺着，坐着，站着，各种姿势交替进行。不知不觉中，呼吸，吞咽，讲话，写字都更轻松了，可以不扶东西在屋里走动了，能一气炒两个菜，一次能洗两三件衣服了。后来有了轮椅，可以扶着轮椅从屋门走到院门，大约二三十米的路。
羊肉胡同里，初秋的阳光洒在雨后的路上，人来人往，急急匆匆。
五十多米外就是胡同口，看得见太平桥大街。我心怦怦然，跃跃欲试。一本美国小说《廊桥遗梦》，惹得千万人唏嘘嗟叹，不过是说一位年长的摄影师遇到了一位少妇，彼此找到了寻找的人，四天欢悦，无奈分离，终生思念。这仅仅是个爱情故事么？好像是个寓言。摄影师在文章中写道：对有些古老的风我至今不解，虽然我一直是，而且似乎是永远乘着这些风蜷曲的脊梁而行。我徜徉在零度空间，世界在别处另一种物体中与我平行运行。我看这世界就像两手插在裤袋里弯身向商店橱窗里张望一样。……一种现实洋溢到另一种现实中去。那是轻柔的相互缠绕，而不是这个充斥着准确性的世界上所惯见的那种齐整的交织。……于是我在这世外的现实之上、之旁、之下以及周围缓缓运行……缓缓地，在柔板的乐声中——总是柔板——那冰纪人落下来，从零度空间落下来——落到她的体内！似乎我就徜徉在零度空间，与现实空间是两个平行的世界，我是多么期盼着从零度空间落下啊！生命复归初始，我能听到那美妙的旋律，感觉身体正缓缓地落下。
一部半导体收音机就放在床头随时收听。广播从早上四点一直到次日凌晨1点半，内容极其丰富，除了新闻、音乐经常陪伴着我，小说连续广播是我每天守着点要收听的节目，此外，电影、广播剧院以及阅读与欣赏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栏目。广播是我了解世界的渠道，把中国和世界的事情与自己联系起来，思考着我能干点什么，用少年先锋队的誓词就是时刻准备着！人是需要梦想的，我的梦想不过是生存，然后渴望能够做事，做一些对他人对社会有用的事。
正听广播小说《老人与海》，接着播报正点新闻：今年是联合国发起的国际残废人年，号召世界各国向四亿残废者提供更多的帮助。国际残废人年？第一次听到残废人三个字！令人心惊肉跳，一个个唐突的字眼，像烧红的铁块直逼我的额头，一阵灼热，彻心的痛。我本能地想去抵挡，触摸到的竟是额上被烫出的一道深深的烙印，渗入肉体的标签。我不是废人！我心里的声音吼着。虽然生病卧床，但我要做对社会有用的人。我不是个废人！虽然我还没做出什么对社会有用的事，但以此为目标，我的愿望终究是能够实现的。旋即想，联合国关注这个特殊的人群，应当要有更多的内涵。我转换着频道想听到更多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可什么也没有收到。我急切地等待二哥来，希望他能帮我收集相关的资料。
二哥找来一些英文资料：1976年联合国大会第31/123号决议宣布，1981年为国际残疾人年。主题是全面参与和平等，残疾人有权全面参与社会的生活和发展，享受与其他公民相同的生活条件，平等分享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改善的生活条件。目标是提高公众意识，理解和接受残疾人员，鼓励残疾人建立各种组织来表达他们的观点和促进改善他们境况的行动。残疾人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态度，这些是实现残疾人全面参与社会和机会均等的目标的主要障碍。还有几张剪报：苏联有两个昏睡了二十余年的妇女，在她们的亲人照顾和呼唤下安然醒来。英国一位女歌手得了全身过敏症，需要在完全隔绝外界的情况下生活，是十位朋友照顾她三年。一位无臂的美国女孩，父母教会她走路，她喜欢游泳，父母又教会她游泳，她还学会了骑马。
文字不多，信息量很大。生活必需以外的权利也要给病残的人，因为病残者也是人。对于病残者，不虐待，给他吃穿就是尽到责任了吗？给了生活费就算是抚养了吗？人不仅需要吃穿，如果没有精神抚养也不能活。人不是机器，不能以有用无用取舍。人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有活的权利。人制造了生命，就有对其义不容辞的义务，当然你也有不制造它的权利。在中国好像只有盲、聋、哑人才是残疾者，给他们办福利，号召帮助他们，或许因为他们还有些用处。中国人是很实际的功利主义者，像国外那样花很大力气帮助没有用的人变得有点用处，或是只为使他们活得愉快些的事，是绝少去做的。人都知道自己生命的宝贵，对他人不甚关切，这是自私，也是无知。须知与你生命相关的生命无时不在影响着你，即使不甚相关的也在间接影响着你，而那个生命消失后仍在以新的方式影响着你，只是这些影响一般人未察觉罢了。
病残者怎样争得生活的位置？凭父母及亲人的特别爱护，物质无忧就可以了吗？精神却孤独、单薄。成个家，或许能够找到个服帖的伴侣，主宰一切，却是孤家寡人。为虚名奋斗，迎合了宣传的需要，空虚的说教可以激人一时，然而得来易失去也快，不过昙花一现。病残者应当脚踏实地地争取健康，做学问，修品德，炼能力，做贡献，平凡然而为别人所需要、离不开，这才是人的有价值的生活，这才是病残者的幸福。病残者不敢相信自己应有的权利，因为他们没有维护这个权利的力量。因此首先要武装自己，要树立独立信心，不断为独立斗争，这就是病残者真正有意义的人生。对病残者和健康人都要进行平等理念教育，尤其是对后者。
康复自救和独自生活，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够回归社会，不仅活着，还要有用地活着，创造更大的生存价值。我的心因获得共鸣而震颤，手不由自主地在额上抚摸似乎存在着的那个烙印，说不清它是罪犯或奴隶脸上的印记，还是海丝特胸前的红字，亦或是为了突显个性而纹上的刺青，这个烙印或许将我归入一个特殊的人群而被排除于其他人群之外，但也赋予我摆脱病榻，争取人所应有的权利的勇气和力量。我觉着自己就像一个掉了队的士兵终于追赶上自己的部队，不再是孤单单的一个人。废字不属于我，我终究要将它踏在脚下，残却使我获得了归属感，我的血管因注入新生活的信息而热血奔腾。那一刻，快乐和信心像竹笋一样，欲将疾病磐石碎裂开来，我觉得自己好像即将完成由蛹到蝶的蜕化，抖动着潮湿的双翅，我要展翅飞翔。
我要工作，我要做事，我要争取自己的权利，现在就必须开始行动。一个足不能出户的人，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内心强烈的吁求呢？写信！写信是我的强项。给谁写信呢？我想起小学时拜访过的科普作家高士其，他因疾病导致写字、说话、行走都极度困难，却能够以极大的热情和能力，全力参与科学普及的倡导和创作，为祖国做出了巨大贡献。高士其是我学习的榜样，我相信他也应当最能够理解我此时的心情。我要给高士其写信，向他坦露心扉。立即行动，铺开纸动笔。
等待中，一天门被敲响。我的门白天从来不锁，二哥每天上班前或下班后来看我，姐姐和同学也常来，邻居李大妈和沈大婶隔三差五给我送粥或面条，民警小潘和居委会魏主任几乎每天都来，他们都不需要敲门就径直而入。
进来。我躺在床上应声道，请自己推门进来。随着一阵杂乱的声音，进来了四个人，这间11平方米的小屋子一下子拥挤起来。好家伙，一个小伙子两袖管子空空的没有了双臂，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姑娘拄着双拐，另一个年轻小伙子腿有点瘸，还有一位自称是司机。
你们请坐。屋里乱，我招呼着，侧身要起床。
您躺着，我们自己来。都坐下了，他们自我介绍：刘京生，曹雁，吕争鸣。这三个可都是残疾人中的小名人啊，早已有耳闻。刘京生是造纸厂工人，因工伤双臂高位截肢，在失去双臂的情况下，他另辟蹊径苦练书法，被共青团授予北京市为四化建功立业一等功。吕争鸣是电加工机床厂工人，患小儿麻痹后遗症，当时残疾人能进工厂非常不容易，他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重活累活抢着干，还经常加班加点钻研技术，完成了几项技术革新，被评为全国新长征青年突击手。他腿虽有疾，却自小就能和小伙伴们一样爬墙上树，因为几次奋不顾身上房救火而被评为首都十大见义勇为青年。曹雁也是小儿麻痹后遗症患者，得靠双拐才能行走，她没有工作，却给自己找了份工作，在家附近的小学当一名不拿工资的义务校外辅导员。
你们的名字我在广播里都听到过，早想认识你们，这下子全见到了。
我们仨刚去了民政部、团中央，呼吁国家建立残疾人组织，把我们管起来。现在只有盲聋哑人协会，咱们也要有自己的协会啊。从团中央出来后我们去了高老家，高老给我们看了您的信，特别要求我们联系起来，并让他的司机开着红旗大轿车送我们来看您呢。
是高老让你们来的呀！我的眼睛潮湿了。我一直坚持自我康复，现在能够独自生活了，特别渴望能够做点儿事。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
高老也希望我们一起做点事。
我振奋地对司机说：我能去看看高老吗？高老是我的榜样啊。
没问题。高老看了您的信，一直感叹说您非常不容易。
我们一起拜访了高老。距离第一次见到高老已近三十年，那时我还是一个小学生，高老大约就我现在这个年龄。高老已不能讲话，但他能够写字，他的字迹只有秘书能认得。高老问我怎样生活，有什么困难，对残疾人事业有什么想法。我激动得话都说不出来，也记不得我是怎么回答的，只记得心里如大潮奔涌，荡尽哀愁与绝望，明明白白地认准了应该像高老这样做人做事，高老能做到的我也应该做到。临别时，我双手握住高老颤抖的手，迎着他慈爱、期待的目光。高老，我要站起来！要走着再来看您！俱乐部成立后，高老几次参加活动，但去看望高老这一愿望一直到高老去世我才算实现。那是七年后，晚上电视公告：高士其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三岁。泪凄然而下。高老于我有再生之恩啊！躺在床上情不自禁大哭，高老，我早就该去看您，该常写信告诉您我的康复和工作、生活情况，该买一点礼物或送上一束鲜花对您说我爱您！可是我什么也没做，永远不能够了！高老，您能知道我此时无限的悲哀与依恋吗？夜半，悲悼之情沸然，伏案提笔给高士其治丧委员会和高老之子高志其同志信致悼，请求参加高老的遗体告别和追悼会。送葬那天，薄雪初雾，北京市残联来车，群工部干部韩润峰陪我同去八宝山革命公墓。高士其安卧在花丛中，他右侧是亲属，左侧是少先队员仪仗队守灵。面向高老，我从轮椅中站起躹躬，告诉他：我站起来了！一时哽咽声嘶，泪如泉涌。走到高老身侧，我几乎失声大哭，满腔感激冲出胸膛：高老，谢谢您！泪眼中惊奇地发现，他被病扭曲了六十多年的肌肉舒展开了，恢复了他原来的快乐、慈爱、智慧的容貌，甚至显出年青时的英气与活泼。上帝啊，难道只有死亡才能恢复您的容颜，才肯归还您原有的这一切吗！愿您的灵魂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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